“诗”与“史”的缠绵——试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闻一多 诗人文学史家 诗史 未完成性
论文摘要：闻一多兼具诗人和学者的双重人格，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带来了其文学史研究中浓于情绪，富于幻想。敢于创新的特点，同时也蕴涵着主观性和随意性。并最终导致了闻一多学术的未完成性。
正如他的朋友们所说，闻一多“是善变的，变的快，也变的猛”①。从早年放弃美术从事诗歌，到中年放下诗笔沉入古籍，再到晚年步出书斋走向广场，闻一多一生凡三变矣!然而万变不离其宗，闻一多始终葆有一颗诗性的灵魂。与闻一多相交多年的朱自清敏锐地指出了闻一多多重人格中的诗人底色，闻一多逝世后，朱自清以“斗士”、“诗人”、“学者”这三重人格的集合来概括闻一多。他写道：“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的确，闻一多首先是个诗人。从1920年走上诗坛到1929年辞去《新月杂志》编辑，他一直是引领中国新诗潮流的诗人之一。在新诗创作方面，《红烛》和《死水》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在新诗理论建设方面，他提倡“新格律诗”。主张诗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是现代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然而。闻一多又是个学者，是个文学史家。闻一多晚年，在致臧克家的信里剖白心迹说：“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就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言。闻一多的这番自白是恰如其分的：从研究唐诗开始，他追根溯源，上溯至《诗经》、《楚辞》、《周易》、《庄子》甚至上古神话的研究，在他所涉足的几乎每一个学术领域，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闻一多来说，“诗人”和“学者”这两重人格是水乳交融的，它们最终和谐地统一于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身上。正是“诗人”和“学者”之间的身份游离所造成的复杂张力，以及“诗人气质”对于“学者风度”的浸染，造成闻一多文学史研究色彩斑斓的独特风貌，对此闻一多有着充分的自觉。他选择唐诗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起点，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更重要的是因为在他那里，“诗”与“史”原本就是契合无间的。他曾经这样谈及自己十余年“钻故纸堆”的学者生涯：“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在闻一多看来，“诗人”和“文学史家”本是殊途同归，他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也往往自由地游走于“史”与“诗”之间，因此笔者把他归类为“诗人文学史家”。
作为“诗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在他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15年里，为现代中国学术开拓了一片瑰丽奇伟的诗性空间。由于其独特的诗人气质，闻一多勇闯学术新区。往往独辟蹊径，常发“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甚至时有惊世骇俗的精彩论断，一新学界耳目；也因为其独具的诗人本色，他的学术表达常常富于文学的色彩和大胆奇幻的想象力，他以天马行空的潇洒风姿，弓l领着读者“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驰骋在绚烂缤纷的想象王国里。然而毋庸讳言，同样也是由于其浓郁的诗人气质，一旦他不能将学者的冷静和诗人的激情合理调配，闻一多的学术论断就显得情绪化，品诗论人也易于随着情绪的跌宕起伏而变化多端，时常流露出随意性，导致他的许多论断在今天看来，难免失之偏颇。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其诗人气质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其间的利弊得失，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诗人说“诗”：“诗史”的发现
诗人论诗，从“诗本位”出发观照诗歌是顺理成章的。闻一多文学史研究中的“诗本位”首先体现在他致力于用“诗”的眼光读诗，重新发现“诗之为诗”的独特美质。闻一多开始研究《诗经》时，对于历代研究者在《诗经》上负载过多政治的、道德的教化功能是不满的，他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接着他提出自己研究《诗经》的方法：“如果与那求善的古人相对照，你便说我这希求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其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是求真求美，亦无不可。”
在闻一多的研究中，由于坚持了以“诗”的眼光读诗，收稿日期：2006．11．09《诗经》中诸多优美的篇章在他笔下得到了通透的解说。在《匡斋尺牍》中，当他讲到《诗经》中的《狼跋》篇时，闻一多反对采用“深文周纳”的手法将之说成是一首颂扬周公的诗，他“就诗论诗”，将《狼跋》篇与《终南》篇相对照，认为《狼跋》与《终南》同是就丰采的摹绘赞美一位公孙，接着又采用连环式的推论法，通过缜密的分析为我们描摹出这位公孙的装束和性情。由于坚持从诗歌文本出发，“就诗论诗”，他大胆的推测显得合情合理。
用“诗”的眼光读诗，对于诗人闻一多来说，其意义在于“诗之为诗”的独特美感得以呈现；对于文学史家闻一多而言，则是以诗意的眼睛重新发现了诗歌的古代。
闻一多的文学研究是从唐诗人手的，他关于唐诗的许多真知灼见，直至今天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峰，而他之所以能够力排众议，独创新说，与其“以诗观诗”的独到眼光是分不开的。如对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说，闻一多反其意而用之，称为“诗的唐朝”；迥异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孟浩然的诗”，闻一多直呼为“诗的孟浩然”，一字颠倒之分，境界天渊之别。《诗的唐朝》虽属提纲性质，但只言片语之中，闻一多的基本思想已经清晰呈现。他谈到唐代“全面生活的诗化”，即“诗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诗化”，从当时社会“以诗取士”的风尚和“教育即学诗”，到“生活的记录”、“生活的装潢”、“生活的消遣”无处不有诗，唐代社会“不学诗，无以言”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在《孟浩然》中，闻一多以诗人的敏锐眼光，指出“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接下来又以诗人热情的口吻赞美孟浩然人格与诗才交相辉映之美：“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对于文学史家闻一多而言，惟其以诗人的眼睛来观看唐代缤纷多姿的文学现象，驰骋其诗意的想象，“诗者见诗”，故能捕捉住唐代文学的精神实质，一言以蔽之，日“诗唐”；惟其以诗人观物的方式流连于唐代文学之林，又以摘取意象的方式从纷纭芜杂的现象中拈出那光华汇聚的核心点，才能发现“诗的唐朝”和“诗的孟浩然”。
实际上，闻一多不仅用诗的眼光来读《诗经》和唐诗，而且用诗的眼光来读整个中国文学史。用诗的眼光凝眸于文学史，其作用当然不限于对个别诗人精神风貌的清晰摹写或一朝一代文学图景的准确把握，而是同时提供了一种恢弘的视野。当四千年文学史的全景图跃人闻一多眼底时，他首先追寻中国文学的起源，得出结论说：“《三百篇》有两个源头，一是歌，一是诗，而当时所谓诗在本质上乃是史”，这是“史的诗”的发现；后来，又是凭着诗人的直觉，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华文学史的精髓：一部诗的史。在闻一多看来，从西周到宋两千年，“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而他的文学史研究，其目的也正是致力于完成这样一部“诗的史”。
二、诗人论“史”：文学研究的想象力
作为曾经的浪漫主义诗人，闻一多是富于想象力的。他“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着胆子引嗓高歌”，其诗集《红烛》和《死水》充满了幻美的想象，他因之长期被视为中国新诗中唯美主义的代表。而对于文学史闻一多来说，也正是由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得他的研究超越平凡狭窄的境界，得以腾飞于一片恢弘壮阔的诗空间。闻一多文学研究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大体而言具有方面特点：宏观想象大胆而新颖，微观想象精细而生动。首先，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想象力体现为“大胆想象的研究方法。闻一多对于文学史的宏观想象往往大胆而新颖，这也是其学术研究原创性的源泉。
闻一多学术是“大胆想象”和“小心求证”的完美结合。就“小心求证”而言，他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的风范，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一以贯之，以严谨翔实的考证、校勘、训诂、音韵之学支撑起整个学术的宏伟大厦，他的治学功力是深厚的，治学成绩是突出的。但闻一多之为闻一多，其学术个性中最引人注目的还并非“小心求证”，而是“大胆想象”。如果仅用两个字来概括闻一多学术的特点，笔者会选择“大”和“新”，闻一多为学格局大、视野大，同时方法新结论新，但无论是“大”还是“新”，文学史家的闻一多都直接受益于诗人闻一多丰富奇幻的想象力。
在同辈学者中，闻一多是以富于原创性著称的，他从不人云亦云，循他人之旧轨；他善于发人之所未发，新见迭出常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笔者认为闻一多学术中的这种创造性主要源于其“大胆想象”的研究方法。通过“大胆想象”，几乎不必经过严密繁琐的论证过程，而仅仅凭着诗人的直觉，闻一多就能清晰地触摸到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在《歌与诗》中，闻一多从“歌”与“诗”音义的探究人手，指出“歌”的抒情本质，“诗”的叙事本质，勾勒出“歌“诗”合流的历史线索，描画出《三百篇》以前诗歌发展的大势，最后提出他关于中国文学起源的宏大构想：“一是歌一是诗”。仅仅凭着两个字的训诂，而能达到对文学史全局的把握，这无疑是个“大胆想象”。支撑起闻一多的学术论断的，正是诗人般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笔者看来，闻一多的那些文学史专论，如《文学的历史动向》、《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和《中国上古文学》，处理的都是文学史宏观建构的话题，这些话题在别的学者往往需要长篇大论，甚至鸿篇巨制才能解决，而在闻一多那里，从材料到结论之间的论证过程却不过寥寥数千言而已!我们以他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为例，该文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考察中华文学的发展线路，其研究对象极为宏大：在时间上跨越上下几千年在空间上则囊括了四个古老文化，然而闻一多运用其飞腾的艺术想象力和宏大的笔触，在6个页码的篇幅里为我们清晰地呈现出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路径：从西周到北宋的文学史是一部诗史，从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闻一多仿佛能够省略思维的过程，直接把结论端出，然而那结论却一样的缜密完备、不可挑剔。这种从材料到结论之间的大幅度跳跃，正是闻一多驰骋其诗人的想象力，进行“大胆想象”的结果!由于其丰富的想象力，闻一多的朴学研究从不流于琐碎和就事论事，而是能够超越具体材料的限制，达到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其学术境界也因此显得宏大开阔。
其次，闻一多文学研究的想象力还体现在“情境化”手段的运用上。在微观层面，闻一多大量运用诗意的文学化描写，力图还原历史原初情境，为现代中国学术开拓了一片诗性的文学史空间。
闻一多的文学研究注重飞腾的想象，我们只要一翻开他那汪洋恣肆的学术论文，“想象”、“假想”、“推想”之类的词汇比比皆是，可以说“想象”是他文学论文的核心语汇之一，“想象”正是闻一多复原历史情境的重要手段。在上述他那篇论述歌诗合流，探讨中国文学起源的名文《歌与诗》里，开篇即是拟想之辞：“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有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那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于是我们仿佛置身于遥远的古代，与上古的先民一起吟哦歌咏，切身体会到“歌”之起源时的情景；而论文《说舞》，起笔也是绚丽的想象：“假想我们是在参加着澳洲风行的一种科罗泼利(Corro-Borry)舞”e，接着作者便带领我们加入“一场原始的罗曼司”，闻一多绘声绘色的描写使得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我们亲身体会到那热情奔放的舞蹈所洋溢着的生命的活力。
除了直接出之以“想象”之词外，闻一多文学研究的诗意想象力还表现在对于诗人形象的描摹上。对于他所仰慕的诗人，闻一多不惜运用色彩之笔，描画出他们的肖像，这肖像即是诗人驰骋其丰富想象的结果。闻一多这样描写“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诗人杜甫：当他还是四龄小童时，杜甫“骑在爸爸肩上，歪着小脖子”看公孙大娘跳舞，“不觉眉飞色舞”，初步显示出早慧诗人非凡的艺术感受力；少年时代，筋强力壮的杜甫乐于为弟妹们上树摘枣子：“上树要上到最高的枝子，又得不让枣刺扎伤了手，脚得站稳了，还不许踩断了树枝；然后躲在绿叶里，一把把的洒下来；金黄色的，朱砂色的，红黄参半的枣子，花花刺刺的洒将下来，得让孩子们抢都抢不赢……最有趣的，是在树顶上站直了，往下一望，离夫近，离地远，一切都在脚下，呼吸也轻快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那笑里有妙不可言的胜利的庄严和愉快”，少年杜甫那潇洒的风姿跃然纸上，一幅多么神奇美丽的“杜甫摘枣图”啊!在诗意的想象中，闻一多为我们描摹出童年杜甫聪颖灵动的神采，和少年杜甫洒落不群的风姿，实现了他“给诗人杜甫绘这幅小照”的目的。
闻一多文学研究中诗意想象的运用，直接把读者带人到研究对象所处的生活情境中去，“尚友古人”，获得“身在其中”的体贴感；在语言表达上，诗意想象所带来的“情境化”效果，本身构成独立的审美空问，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闻一多的学术文章也因此总是显得丰盈优美，与坊问流行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学术论文迥然不同。
三、诗人文学史家的历史定位：闻一多的未完成性
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是未完成的。闻一多逝世后，郭沫若曾经以“千古文章未竟才”来表达他的遗憾心情，他说闻一多：“一棵茁壮的向日葵刚刚才开出灿烂的黄花，便被人连根拔掉，毁了”e。的确，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正当盛年，然而他的生命却戛然而止，这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然而我们这里所说的闻一多的未完成性，不是在国民党的枪声中他的自然生命的终结，导致其学者生涯的结束；而是就他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由于其独具的诗人气质，他的学术具有未完成性。
1933年，当闻一多发现自己“不能适应环境”，并决定“向内走”(指从事学术研究)时，他在致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谈到他规模宏大的八项研究计划：(一)毛诗字典；(二)楚辞校议；(三)全唐诗校勘记；(四)全唐诗补编；(五)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六)全唐诗人生卒年考；(七)杜诗新注；(八)杜甫(传记)0。从此以后直到1944年，在闻一多的整个学者时期，他一直目不窥同、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甚至被朋友们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其工作的勤奋和忘我程度可见一斑。但即便他如此勤勉，这八项计划仍未能真正完成。仅就其中的杜甫传记而论，早在1928年闻一多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并写了其中的一部分予以发表，但直到1946年他逝世，闻一多的杜甫传都没有写完，已完成的部分“有六七千字，还不够全篇十分之一”。
纵览新版《闻一多全集》，闻一多学术研究的未完成性是一目了然的。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l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收录闻一多的各类文字共456万字，基本上囊括了闻一多的全部著述，但全集中有大量的未完未定稿和零碎的研究提纲。以闻一多用力最深、成果最丰的唐诗研究为例，据作者原拟目录，其《唐诗杂论》应包括《诗与文的混淆》、《类书与诗》、《四杰》、《宫体诗的自赎》、《从久视到景龙》、《陈子昂》、《孟浩然》、《贾岛》等八篇，但其中《诗与文的混淆》、《从久视到景龙》二篇均未曾动笔，已动笔的六篇中，《陈子昂》一篇行文杂乱，主体部分为提纲、材料性质，不能算完整的论文；其《唐诗大系》原稿则仅包括从陈子良到李白共64位诗人的作品；其《全唐诗人小传》也系未定稿，其中诗人传记材料轻重悬殊：初唐部分较重，中晚唐部分较轻，明显不符合唐代诗歌发展的实际状况。
造成闻一多学术未完成性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他的诗人气质对于文学研究的消极影响。诗人闻一多的个性富于主观性和随意性，导致他的学术研究变化多端，少成见的同时也无定性，“诗”的洋溢影响了“史”的客观。
一方面，闻一多的研究对象时时变化。作为诗人的闻一多，其思维方式是发散型的，他无法专注于一派一家，做窄而深的研究。从早年选择唐诗起，在短短15年(1929．194年)问，闻一多的研究几乎涉及到了中国文学所有最主要的领域：唐诗、诗经、楚辞、乐府诗、周易、庄子、神话。研究对象的频繁变迁直接导致了闻一多精力的分散，他在每—个领域内都匆匆忙忙地发表过通达的见解，但对每一个领域都缺乏持久关注的热情。在人类知识大爆炸，学术分工日益细密，各学术门类之问壁垒日益森严的现代中国，学者们走的是“专家”路线，闻一多式的“通人”之路客观上是行不通的。
另一方面，闻一多的学术观点也时时变化，容易出现“觉今是而昨非”的大起大落。以闻一多对屈原的评价为例，他关于屈原的学术论文前后有四篇，除了《廖季平论离骚》一文是从纯学术的角度驳斥廖季平的“屈原本无其人说”，肯定屈原的存在以及《离骚》系屈原所作外，其他三篇都主要涉及到对屈原人格的评价。在发表于1935年4月的《读骚杂记》中，闻一多认为屈原自杀并非由于忧国爱国，而是泄一己之忿和洁身自好；在写于l944年12月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中，认为屈原是一个“文学弄臣”，但他最突出的品性是孤高与激烈，屈原身上“脂粉气”和“火气”并存；在写于1945年6月的《人民的诗人——屈原》中，则赞美屈原为“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闻一多本人思想的发展对应着对屈原解读的深化，在他笔下的屈原形象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洁身自好者到人民诗人。历史上的屈原只有一个，闻一多对他的认识却前后天悬地隔，历史人物的屈原成了“民主斗士”闻一多诠释自我的工具，闻一多的屈原研究因此带上了浓厚的主观性。闻一多“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值得赞赏，但把学术作为单纯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却带来了其学术研究的主观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闻一多学术研究对象的频繁转换和学术观点的大幅变迁，是导致其学术未完成的重要原因。
四、“诗”的完成式：融入“史”
以上我们简要地分析了闻一多浓郁的诗人气质对其学术研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说闻一多始终是一个诗人。但在闻一多自己，愈到晚年，他似乎愈发对于自己诗人身份缺乏认同感了。1943年，在给臧克家的信中，他批评臧克家：“你们做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这语气分明是把自己排除在“做诗的人”之外了；在此信的结尾他又重申：“我并不是代表某～派的诗人”，他认为当时的自己“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所以他自认颇合乎新诗选的选家资格。在此信中他还发表了对于“诗”和“史”的看法：“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显然，他之所以不再沉溺于“诗”，是因为发现了“史”，这里他所说的“史”是指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由无数华夏儿女用鲜血和智慧谱写的连绵不断的文化的诗篇。
认识到历史的伟大，他进而投身到这历史的缔造中去了。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决不屈服”，他终于把自身融人历史，同时成就了他一生中最完美、最伟大一首爱国诗篇，正如他所尊敬的诗人拜伦：“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9对闻一多而言，与其说他诗如其人，不如说他自己就是一首诗。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其学术研究是未完成的；作为诗人的闻一多，因为最后那气壮山河的一死，他成就了最瑰丽最伟大的一首“诗”，通过将自身融人“历史“，闻一多找到的是“诗”的完成式，所以他最终仍不失为一个诗人。
诗人气质的学者闻一多，其学术研究和生命历程常在“诗”与“史”之问艰难抉择，自有一种紧张和焦灼，其间的利弊得失启人深思；而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史而言，在一个文学本位日益迷失的时代，诗人文学史家闻一多的意义正逐渐彰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