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新诗史》新旧版本比较—以舒婷、顾城、北岛为例
论文关键词：洪子诚 中国当代新诗史舒婷顾城北岛
论文摘要：《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大陆部分的写作，是洪子诚对《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一次大调整。修仃版对舒婷、顾城、北岛三位诗人的重写，集中体现了洪子诚新的文学史观，以及他对文学史的思考和矛盾。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领域，洪子诚、刘登翰编写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后简称初版本)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该书于1985-1987年完稿，1988年4月后记于北京，1991年冬略改，1993年5月正式出版。该书的出版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然而编者在后记中却表达了深深的遗憾，“面对眼前这部书稿，我们主要感觉是遗憾，一种未能企及目标的遗憾。"[1]548言辞恳切，不似谦辞。17年后，在“写诗歌史”的浪潮中，这一遗憾终于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两位作者历经三年时间(2002年一2005年)重新编写并出版了《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后简称修订版)一书。在评价其重写的动因机制时，有论者指出，作者认识到“文体自觉”意识的不足，和“祛除文学史‘历史真实’的时间神话，突出文学史写作在本质是一种带有修辞和想像性质的话语方式”的努力，是两个主要原因。
在修订版中，由洪子诚负责的中国内地部分改动较大。很多地方的改动，都体现了洪子诚这一严肃、严谨的文学史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深人思考。其中八十年代诗歌创作，距离初版本的编写只有“咫尺之遥”，作者身处其中，为我们提供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样本。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对“朦胧诗”(初版本中称为“新诗潮”)及其代表诗人的评价。通过对两个版本中三位“朦胧诗”代表诗人—舒婷、顾城、北岛的评价的比较，笔者试图找出“身处其中”和“拉开一定历史距离”的作者看待历史的眼光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与洪子诚的文学史观紧密结合的。
舒婷是初版本中最先评述的诗人。(在代表诗人简介中的排序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但北岛并未单独评述。在修订本中的排序是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这一排序是耐人寻味的。初版本十一章《崛起的诗群》(下)共分三节:第一节作为运动的新诗潮;第二节新诗潮的前卫诗人;第三节新诗潮的“新生代”，大致呈现出总(背景介绍)—分(朦胧诗)—分(第三代诗人)的结构，并有意把“朦胧诗”与“第三代”等量齐观，将二者整合进“新诗潮”，又将“新诗潮”整合进“崛起的诗群”中。这种对文学现象不断整合和归根溯源的整体性文学观，应该说是体现了初版本全书的编写方针的。在引言中作者曾提到:“对于中国新诗的这一‘当代’发展阶段，我们希望勾勒出它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的推动与制约下整体的发展状况与态势，考察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诗歌在题材、主题、艺术形式上的特征和变化，以及诗潮波动、演化的脉络和轨迹。通过对诗人的研究，由点的分析到面的聚合，达到对诗界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向的把握。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洪子诚发现了舒婷身上的独有的价值—她是联接主流诗界和地下诗坛的纽带，是最早获得社会部分承认，并带来巨大社会影响的朦胧诗人。在洪子诚看来，舒婷代表着朦胧诗的“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向”，因而对其评价多为正面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作者并非对这种整体观没有任何警惕。在初版本引言中，他也非常恳切和遗憾地指出:“为了保持全书体例和分析方法的一致性，对于近年正在兴起而尚待被更多了解和时间检验的新诗潮的’新生代’，也不准备转换另一种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这也许是我们意识到的本书最难以令人满意之处。从中不难发现洪子诚对“朦胧诗”独特性的注意，和他对以整体观来规范“朦胧诗”的担心。
这种警惕和遗憾在修订版中得到了果断的纠正。与初版本相.比，修订版对舒婷的评价是较低的，甚至言语中颇有讥讽之意，如“舒婷诗在思想艺术的创新上显得较为不足，不过，她却因此拥有最多的读者，最先得到‘主流诗界’有限度的承认，也最先获得出版诗集的机遇。又如:“用一连串的比喻性判断句来强调这一宗旨的《致橡树》，常被看做是她的重要作品。不难看出，尽管洪子诚经常反省“自身的诗艺把握能力”，他仍然把艺术价值作为修订版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选诗也多从艺术价值角度出发。较之初版本“身处洪流”的激动和把握时代的冲动，修订本中的作者显得更为冷静、客观，也更贴近诗人的真实个体和具体的文本本身了。同时，与初版本相比，洪子诚在修订版中拓展了评述的范围，对围绕舒婷的“创作史”、“批评史”、“接受史”都进行了含蓄的评价。这种“扩容”使文学史不再是单纯的作家评论和作品分析，而是的连接更广阔、更开放的史家笔法，成为文体自觉的一种突出表现。
如何面对、评述“顾城之死”，是历史留给文学史家的一道难题。在修订本中，由“童话诗人”指向“死亡诗人”的转折有两处，这两处当可算是修订本中顾城部分最重要的两处，然而作者的处理仍有些许可资商榷之处。
第一处是:“虽然他执拗地讲述绿色的故事，在诗和生活中偏执地保持与现实的间隔，实行‘自我放逐’，不过，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使他为有关人生归宿、命运等问题所缠绕，特别是‘死亡—那扇神秘的门’成为后期诗歌的持续性主题，并越来越散发出神秘的悲剧意味。这一处评述点出而未真正说明两个问题:为什么诗人实行“自我放逐”却无法摆脱“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为什么“紧张关系”又使他为有关人生归宿、命运等问题所缠绕?杨匡汉在评价洪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时曾说到洪子诚的“点化”，“点到为止，这是老刀笔。这是对作者的赞扬。然而在面对“童话”向“死亡”转化这一问题时，评述者要面对的不仅是记录、书写历史的外部研究的问题，更面对的是创作主体内心分裂、放弃生命这一内部研究的问题。这样高度概括地处理诗人的内心剧变，是否略有疏漏之嫌呢?
第二处转折是:"1987年以后，顾城生活在国外。诗歌写作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困境越发尖锐。193从时间上来说，这一描述与第一处转折大致重合。如果说第一处转折略显突兀，那么这里的描述几可用“断裂”来形容。作者在《﹤朦胧诗新编﹥序》中，曾对顾城有过一段极为相似的评述，"1987年以后移居国外，遭遇诗歌写作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困境。"[4]277通过比对这两句话我们不难发现，在《﹤朦胧诗新编﹥序》中，洪子诚是将移居国外当作顾城创作与生活的巨大转变来描述的，并没有有意识地从诗人的一贯创作(包括80年代前中期)中寻找死亡因子。大概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修订版中作者将其改为“诗歌写作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困境越发尖锐”，以期建立与1987年前的历史的延续。但是这样做是不够的，因为第一处转折就没有对“紧张关系”和“归宿、命运等问题的缠绕”进行充分论证，间接导致后面有意接上的尾巴也唐突了。总之，修订版在处理顾城诗心转变的问题时，洪子诚力图体现出一种前后延续、有始有终、因果相连的程序性，但最终还是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感。与初版本相比，诗人的死亡给作者带来沉重的评述压力，不仅无暇多谈“童话”部分的艺术特点(这是初版本的主体)，更一度放弃艺术标准，转而起用道德标准进行评价。
当然，这种道德标准的使用是非常隐晦的。王光明评价洪子诚的文学史，说它的优点是“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在正文部分，作者确实是力求持中、公允、冷静、旁观的姿态，但在最后，仍然还是表达了自己对人们“美化诗人之死”的态度:“在一段时间里，顾城的死被从生命、从道德、从文学、从哲学、从诗歌等形而上层面，不断加以阐释，不断引申出各种寓言，各种象征。这段话中不乏批评之意，关键是，它引出一段重要的注释—修订版194页注①中张枣、钟鸣的评价，鲜明地指出这种美化的荒谬和危害。作为作者，在如此敏感问题上选用两则类似的评价作注释，应该也蕴含了自身的立场。这一注释与正文部分的评述一正一奇，构成了对话。这种对话一方面揭示了诗人之死对作者的巨大冲击，使之觉得有充分表达立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契合了洪子诚关于“个人经验”的看法:“它的‘价值’，并不存在于它的自身，而是在与另外的经验、叙述的比较、碰撞中才能呈现。对当代史的研究而言，它的重要性是有助于建立必需的历史观察、叙述的‘张力’。”
朦胧诗代表诗人北岛，在初版本中并没有专门的介绍。此种现象及其原因，似乎可以作为“当代人不宜写当代文学史”的佐证。但在修订版中，洪子诚将其排在“五位诗人”之首，作了重点的评述。这一评述体现出两个特点。
其一是将北岛作为“白洋淀诗群”与“五大诗人”的联接点，并有意归纳出朦胧诗的整体脉络，把“五位诗人”纳人这一运动的有机整体中。近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充实和研究的不断拓展，对“朦胧诗运动”的认识和描述越来越丰满和逼近历史的真实。一种有机、整体的发展历史观逐步取代了只讲“五位诗人”的片面、静止的历史观。修订版对“朦胧诗运动”的评述，当可算作这种进步的集大成者。在修订版中，洪子诚力图勾勒出一条“60年代地下诗歌”贵州黄翔等诗人—食指—“白洋淀诗群”—“五大诗人”的线索。这是一条由“地下”逐渐走向“地上”的线索，而《今天》则被视为“朦胧诗运动”的发端和培育“五大诗人”的摇篮。
对朦胧诗源头的追溯，得益于《沉沦的圣殿》,《持灯的使者》等研究“朦胧诗”之前地下诗歌的专著。对于这些学术成果，洪子诚表现出开放的学术品格，不仅在修订版中多处引用，更撰文《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专门评价这两部专著，肯定了诗人的诗歌史论述的独特价值。
在大量史料的支撑下，“朦胧诗运动”评述体现出一种“还原历史”、“触摸历史”的努力，这是洪子诚一直努力追求的文体自觉。而北岛被放置在“白洋淀诗群”的参与者，《今天》的创办者以及“五大诗人”之首的三重位置上，他成了描述“朦胧诗运动”的关键人物，也成了章节评述的枢纽。
第二个特点是巧妙处理“内容”上的意识形态争议，把中心放到对诗艺的形式分析上来。修订本中利用一段注释指正了人们对《回答》与历史事件的联系的误读，并名正言顺地把中心放到诗歌主题和意象分析中来。在对三位诗人的评述中，作者对北岛的诗歌的形式分析是最为鲜明，也是最为精彩的，从中可以看出洪子诚对北岛的欣赏与认同。
纵观三位诗人在两个版本诗歌史中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当代诗歌史》(修订版)的一些编撰特征:
第一，高度的文体自觉。在初版本的后记中，作者曾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未能更自觉、更集中地从文体的角度来审查当代新诗的进程。"[1]548修订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很大的弥补，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而是对文学现象进行更开放和冷静的评述。
第二，“拉开距离”的冷静笔法。如果说初版本是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片面单纯的整体史观，则修订版更多体现出“置身事外”的冷静与理智。
第三，“还原历史”、“触摸历史”的努力。修订版最让人尊敬的地方莫过于作者尽力克服自己主观判断的偏误，进行还原历史原貌的尝试，以及在“历史的合理性”与“今人的评价”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努力。
第四，评判标准的不稳定性。修订版在对舒婷的评述中，作者似乎过于否定自己在初版本中对她的赞赏。在对顾城的评述中，则主要关注诗人内心的分裂和人们对诗人之死的反响。而有关北岛的内容则回避了评价史和接受史，与对舒婷的评述构成了很大的区别。
作为一位严谨的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修订本中所做的努力令人钦佩。17年的沉淀和思考，使他对“朦胧诗”的思考更加理智、全面而深刻。比较两本文学史，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八十年代文学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更能触摸一位执着、沉潜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可敬学人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史。《中国当代诗歌史》及其修订版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以及作者在处理历史时的方法和矛盾，都是洪子诚先生留给当代文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