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文学研究方法 诗史互证
论文摘要：探索了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认为可分为四种：诗史互证、多重证据法、科学思维法、从文化的视野视察文学，并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陈寅恪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界影响深远。正是这些融会中西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才使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一、诗史互证
陈寅恪治学最精华的部分之一是文史会通，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知识，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这个方法又可称为诗史互证。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可以视为诗史互证法的滥觞，而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宋代的黄宗羲。明清之际，钱谦益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完成了《杜工部诗笺注》，将传统诗史互证正式确定下来。与传统诗歌笺释中注重章句训释、注疏不同，“诗史互证”着力考察、挖掘诗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或从诗中发现历史，这就使诗具有了裨补史阙的功效。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这样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这里，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钱谦益有直接的继承性。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解读、笺证唐诗的重要方法。如《卖炭翁》的小序说：“苦宫市也。”关于宫市之事，史籍记载很多，陈寅恪择录几条供读者参证。第一条出自：“昌黎先生集外集陆顺宗实录壹”，第二条出自“同集柒顺宗实录贰”，第二条论述宫市最详细。陈寅恪在引录后指出：“此篇所咏，即是此事。退之之史，即乐天诗之注脚也。”确实，结合韩愈的这段历史记载来读自居易的《卖炭翁》，就更能看出该诗高度的真实性。接着，陈寅恪又引《旧唐书•张建封传》一段作为“当日士大夫同恶宫市弊害之事证”，引《容斋续笔》《旧唐书•代宗纪》及《南部新书》有关记载说明“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矣。”至此，陈寅恪已为读者勾勒出唐代宫市的基本面貌，这对阅读自居易的《卖炭翁》是大有裨益的。
不只唐诗，《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也都是他诗史互证方法的典范之作。他认为，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正史文献当中无迹可寻，而诗文往往可提供时、地、人等方面的记录，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二、多重证据法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称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就是多重证据法，其实也是陈寅恪本人的实践的方向。
这种方法运用到诗歌的解读中，又可化为古典(古籍中的出处)与今典(当时事实所指)的关系问题。陈寅恪十分讲究诗歌“古典”与“今典”的训释，从两个层面来诠释同一符号的双重意义，并以此钩沉出不同层面背后所依托的文化关系。
他在《读(哀江南赋)》中精辟地指出：“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这里说的就是文学创作中古今相通、“古典”与“今典”妙用的情形。陈寅恪认为在解释诗词时，“古典”并不难理解，只要懂得用何典故及典故出自何处，就不难理解诗人的用意。但要理解“今典”则不容易，因时过境迁，今人已很难理解诗人当时的具体情境和具体人事，所以常会导致对古人作品的误解。他在《柳如是别传》中说：“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词用意之妙。”
陈寅恪进一步指出：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
其实，陈寅恪更重视诗中的“今典”，即当时的事实，因为这对理解诗词的含义及诗人创作的动机更加重要。他在《柳如是别传》中通过对钱谦益和柳如是二人的生平与创作关系的分析，对相关的文人生平创作及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反清复明活动的考证，洗刷了过去人们对柳如是的不实之词，也对钱谦益的降清给予具体分析，甚称善于运用“今典”的典范。
三、科学的思维方法
陈寅恪非常注重史料的原始性，并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加以选择、分析、运用。这种善于运用材料并提炼出新见解的能力，一向为人称道。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指出：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寅恪提倡研究学问时需要“神游冥想”，但如何“思”，如何“想”呢?对于这种方法的具体要求，陈寅恪的弟子王永兴曾作如下说明：一是具备独立精神，不为“时说固见”所拘束；二是对现存的“残片断简”详细考虑，深入了解；三是对与之相关的史料熟稔于胸，融会贯通。这样才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简言之，就是要勤思苦想，精神专一。
陈寅恪能通过一些极为常见的材料看出新问题。如，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常被大家予以否定，陈寅格却能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他认为，《再生缘》仅就具体内容如女扮男装、中状元做宰相而言，与其他弹词小说一样庸俗，“其可厌自不待言”。但若考虑到作者陈端生是站在一个有抱负有才华而无法施展的女性的角度，考虑到男尊女卑这一历史现象而做文，则文中对孟丽君的描写实际寄托了作者的平生理想，应视为“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陈寅格认为：“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之一部分真象也。”
这种例子在陈寅格著作中不胜枚举，如《柳如是别传》对钱谦益的评论。钱氏始为东林党魁，后又逢迎马士英、阮大械，南明王朝倾覆时投降清庭，名节有亏，以至于士林史乘有“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的恶评。
陈寅格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主张作具体分析，钱谦益的“污点”降清，也是因“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钱谦益、柳如是在南明王朝苟延残喘之际，每天“阮意游晏”，陈寅洛也不否认，但他分析，钱谦益与阮大械同为文学天才，两人也有“气类相近”的一面，且柳如是和阮大械皆能度曲，其中也不乏“赏音知己之意”，不必只以“谦益凯相位”一单一方面来看待。
四、从文化的视野观察文学
文化问题是陈寅格学术视野的重点。他认为要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传统采取同情的理解的态度。
陈寅格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劈头就提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这一命题是针对当时(五四以后)对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的态度而言的。陈寅格认为只有先理解了，才能谈到批判。这实际上概括了今天的研究者对古人的著述所应采取的审慎态度，这种态度贯穿于陈寅格的全部著述之中。
陈寅格对韩愈“以文为诗”特点的评析，就鲜明地体现出他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众所周知，韩愈诗歌语言有散文化的倾向，对此，人们通常从韩愈“好奇尚异”的美学追求和重主观抒情这两方面去寻找原因。而陈寅格却能另辟蹊径，提出新说。他认为韩愈尽管攘斥佛教，但也涉猎佛典，其思想体系及文学创作都或显或隐地受到佛教义旨、佛教典籍的影响。就语言表达特点而言：
“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揭颂即诗歌两种体裁。两体辞意又往往相符应。考‘长行’之由来，多是改诗为文而成者，故‘长行’乃以诗为文，而揭硕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退之虽不译经揭，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揭，则退之之诗词皆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这段话涉及到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与佛经文体的关系，实际上包含着韩愈的以文为诗受到佛经文体影响这一层意思。
陈寅格的《元白诗笺证稿》还以元镇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史事为例，研究了在士大夫阶级升降过程中道德标准的矛盾状况以及不同士人的不同态度。陈寅格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嫂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由此可见，陈寅格对唐代新兴进士阶级和社会风俗的剖析，已超越了对一个朝代的文学，或是具体作家作品狭义的文学史的笺证，而成为了有广阔视野的文化阐释。陈寅格根据当时各社会集团的转移升降、道德标准与民风士习的错杂演变，来探索社会变革时期的价值标准的变迁，由此来展现一个时代的主要潮流，体现了陈寅格文化阐释与文学批评中的超前性的现代意识。
在晚年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格又一次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论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郑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见，陈寅格所弘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本质是中华民族原本固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渴盼。
如果历史的发展能如陈寅格所希望的那样，既有大师巨子来转移一时风气，又有对外来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正确吸收改造，则中国文化的前途在他看来自然是比较乐观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