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绍仪内阁倒台新闻舆论诱因
论唐绍仪内阁倒台新闻舆论诱因
摘 要: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唐绍仪成为这一转型时期的开国总理。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机形势,他力图摆脱列强的财政控制而签约“比款”,因此却引发了新闻舆论的轩然大波。在这场舆论大战中,列强和袁世凯联合制造的“反唐”舆论占据了主流地位,由此导致人们对唐绍仪的“误读”。在舆论的强烈抗议声中,“唐内阁”已无容身之地,仅存在了三个半月即归于完结。以此为开端,政治格局开始向着有利袁世凯的方向发展,内阁制出现危机。由此,可藉以反思新闻舆论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唐绍仪;比款事件;误读;新闻舆论
唐绍仪作为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跨跃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涉身于若干重大政治风暴与漩涡之中,留下了若干可作谈柄的雪泥鸿爪。民国元年,处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国、社会发生剧变的过渡时期,政局异常不稳,兵变频仍发生,边疆危机不断。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唐绍仪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过渡性人物,临危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到达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而让人遗憾的是,“唐内阁”却是一个仅仅存在了三个多月的“短命内阁”。一般研究者将袁世凯与同盟会之间是否坚持责任内阁而产生矛盾,当作是唐绍仪内阁倒台的主要原因。而笔者认为,其实此事的伏线已在“比款事件”(向比利时银行借款的事件)时就埋下了。该事件发生后,反唐政治势力精心策划地铺天盖地的“反唐”新闻舆论,形成了广大公众对唐绍仪政治形象的“误读”,导致唐“大失人心”,成为唐内阁倒台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刘厚生在《张骞传记》中曾经颇有见地地说过:“唐绍仪内阁之天折,完全由于比国银行之借款,而打倒内阁者,则为袁世凯与英国银团之英国人。他们互相谅解,分工合作,扮演了一幕得意名剧”。在这场“得意名剧”中,“反唐”新闻舆论能否成为主流舆论,对于双方政治博弈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左右着政治格局的发展,而以往对此却鲜有论述。本文试图从新闻舆论的别样视角,考察“比款事件”后袁世凯和列强联合制造“反唐”新闻舆论的来龙去脉,解读唐绍仪“误读”现象及其对唐内阁倒台的影响,探索新闻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
唐绍仪,字少川,生于广东中山县(今属珠海市),自幼攻读经史,极有颖悟力。他并非仕宦子弟,而是出身于有一定“洋味”的家庭。唐绍仪12岁时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被派出留学,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早年的求学经历,使他比较系统接受西方教育和思想,并成为一个“素爱共和思想”的青年。他1881年回国,不久就任职于清廷藩属的朝鲜海关。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与袁世凯从相识到相交,开始了和袁氏近三十年的交往。袁世凯发迹朝鲜、显名北洋,直到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唐绍仪在其中起了不小作用。民国初年他因代表袁世凯主持南北和谈立下大功,得以任首届内阁总理,并因加入同盟会成为国民党元老。
唐绍仪就任内阁总理后,中央财政体系崩溃,民穷财尽,朝不保夕,以致全国财政命脉仰于外债。因前清实业借款而组成的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向民国政府提供垫款,在财政上予以支持。这些垫款,要待将来达成大借款协议后一并清偿。1912年3月9日四国银行团利用袁世凯要求垫款的急切心情乘机致函提出,“此后银行团对垫款和借款应享有优先权的条件”,企图垄断对华的贷款权,限制北京政府的借款范围,以便肆意勒索。由于袁世凯急于取得垫款,只得接受“四国银行团”的条件。北京兵变之后,银行团以局势不稳为借口停止提供垫款,要袁保证除四国银行团外,不接洽任何重要借款,以便垄断对华贷款的权利。唐绍仪对银行团的要挟十分不满,企图摆脱银行团的财政控制,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有选择之权,决心利用各个财团之间的矛盾,实行独立的自由借款政策。于是,他撇开银行团,3月15日未经该团得悉,条陈袁世凯,和比利时财团达成了一笔100万英镑的借款协议,可谓“比款事件”,并携带这笔借款的一半,即500万元南下组阁。
唐签约比款受到多方仇视。首先是列强力图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财政,进而控制中国政局,因此,不能容忍唐绍仪违背袁世凯保证,摆脱银行团控制的独立行动。四国银行团得悉该款签约后,便以该款有违之前所开条件,要求停议借款,并提出质问书。其次,袁世凯对唐不断提拔,使唐从一个品级低微的幕僚,逐步升迁至清王朝的大员。如今,唐绍仪虽然担任了责任内阁的总理,但袁世凯仍把唐看成自己的僚属。袁绝不能容忍唐独行其是,独立施政。唐在组阁期间,偏离袁力图削弱同盟会的策略,早己引起对方不满。但善于玩弄政治手腕的袁世凯,不便于从正面直接去打击唐绍仪,因而他首先从侧翼借助于其他势力以“借款问题”对唐进行舆论轰炸。尽管比款经袁世凯和孙中山两位总统核准,但袁竟表示他不知道比国借款合同,并把外交交涉的责任推到唐绍仪的头上。他在报刊上散布舆论说:“此事系由唐总理经手,须商之唐总理方能决定。”与此同时袁世凯可能向银行团提供了唐绍仪在南方一下子把500万比款用空的情报,以便假手银行团打击唐绍仪。这种说法虽不能得到证实,但列强确实得知了这个消息。
因此,当唐绍仪一回到北京,银行团立即向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竟要唐绍仪取消比国借款,公开谢罪。他们采取措施,阻挠比国债票的发行,使唐绍仪与华比银行在南方续订的200万镑借款无法续付,截断了中国政府另行借款的渠道。同时,唐在借款问题上遭到了列强和袁世凯为首的反唐势力接二连三的新闻舆论攻击。先是《大陆报》“有以其英比借款为失信者,大为骇异”的报道。接着列强在《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公开指责“中国用款习为冒滥”,并以唐绍仪在南方滥用比款为借口,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财政监督的无理要求。唐绍仪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拜遏四国公使表示道歉,并在与袁商议后取消了比款。但唐在与银行团谈判大借款条件时,断然拒绝了监督中国财政的要求,谈判趋于破裂。这使银行团大为恼火,蓄意打击唐绍仪,《民权报》称银行团扬言:“非唐辞职,不能借款。”《京津泰晤士报》攻击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
自唐绍仪5月3日拒绝了银行团监督财政的无理要求之后,袁派报纸就与列强的反唐论调相呼应大造舆论,他们将借款失败及列强要求监督中国的财政,均说成是唐绍仪滥用比款而造成的,污蔑他“肆意挥霍,自召外辱”。袁世凯认为唐损害了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便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自此,唐绍仪不再像刚刚被任命为总理的时候“兴高采烈”了,转而“意气凋丧”,甚至到“面色消瘦过半,日食一碗”的地步。
作为袁世凯御用党的统一党、共和党方面,除了“动用机关报数家力诋唐外,又示意该党参议员对唐进行弹劾,以图推到唐内阁,代之以统一党人熊希龄为首的内阁。”各家报纸对于统一党机关报诋毁唐绍仪的言论,并未加以验证,而是跟风而至。如《盛京时报》载闻,有共和党、统一党国务员在财政会议上“痛击唐总理弄小策之非者”,参议员“查外人要求之强硬至此者,不外唐总理滥用小计密借比款,以招四国之愤怒之所致,因多批难唐总理之政策”。5月11日《申报》要闻《借款纠葛始末记》中,披露舆论痛斥唐绍仪“外交失败,且素性豪侈用金钱如泥沙,不但外人要知其用途,参议院也要知其用途”。另据《时报》登载,垫款合同签字之后,5月20日唐绍仪绍仪到参议院要求予以通过,结果,共和党参议员对唐群起诘责,以唐总理借到比款任意滥用拟提议质问,使唐穷于应付,竟“木立无语几及一小时”。江西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作了长篇发言,责骂唐是“亡国总理”,声色俱厉地指责唐“前后外交之失败,既以滥用失信用于外人,又善发皮脾气,致伤各国感情,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使中华民国几无存在之余地。”5月12日参议院开议又力攻唐总理借款滥用,致使唐绍仪处境更加尴尬,于是有了辞职的打算。5月28日,各报又登载消息称:“唐绍仪赴参议院密商借款事项,又遭到多数参议员严厉质问:第一,外交失败;第二,挥霍无度;第三,不按约法办事,很多事情都是程序违法。”虽然借款问题于5月3日后由熊希龄接手,唐氏已经退出谈判,但是参议院又以借款条件苛刻为由不责熊专责唐,致使唐绍仪怒不可遏即赴总统处立陈辞职,但经总统慰留。在外敌面前,参议院非但没能和政府连成一气、相互合作、共同协商解决渡过财政危机,反而乘火打劫对唐绍仪提出弹劾,不但给外人提供了监督财政的口实,并且加重了唐内阁的政治危机,促使其迅速走向失败。
反唐政治势力的最终目的,是推倒唐内阁,“借款问题”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在“反唐”舆论已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后,统一党拟乘机排斥唐绍仪以灭杀同盟会之势力,利用机关报“非难唐总理之失政”,并倡言弹劾唐绍仪。随之,提出唐绍仪不信任案于参议院。唐绍仪在参议院受窘后,即赴总统府谓“参议员如此诋毁,以后不好任事,拟即辞职”。虽经袁世凯假意挽留而暂时未去,但在内外夹击下已是终日惶惶,无心政事。
在新闻舆论铺天盖地反对声浪中,唐因反对借款,而遭到袁世凯为首的异派的舆论攻击,个人的政治形象被“误读”,成为一个 “内失信于国民,外见变于邻国”,并脾气暴躁,几无一事见称于舆论的不堪形象,在公众的道德观念里,这样的人已无可以自容之地步,万难胜国务总理之任。赵尔丰尤为激烈地称:“唐氏不去,国耻不雪”,最终因借款问题颇受国内外“舆论反抗”的唐绍仪进退两难,只得呈请辞职。唐内阁遂倒台。
显而易见,各种政治势力追求权力和操纵权力的过程中,新闻舆论是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左右政治事件的发展。在比款事件后新闻舆论的斗争中,“反唐”势力发动了有组织、有力度、有目标的攻击,新闻媒体与政府中的反唐力量保持了同一性,新闻舆论被牢牢控制住。面对这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发动的攻势,唐绍仪的重要盟友同盟会的言论机关表现得则相当幼稚,毫无招架之力,甚至于分不清敌我,反帮倒忙。由于政治对立两方中的一方同盟会,主动放弃了政治话语权,使一个有着先进民主政治理想、维护民族主权的正面政治人物唐绍仪,终被误读为内外皆无信用的品性不佳之人,使责任内阁制首先面临的是本不该有的舆论危机。在舆论斗争中的失利,反映了主张责任内阁制的同盟会在政治斗争中的不成熟。而唐内阁动摇瓦解,则标志着同盟会党派在与袁世凯的初次政治博弈中以失败告终。至此,政治格局开始向有利于袁的方向发展,预示了民初民主政治尝试的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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