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相对落后原因之异说
——比较中西文化定型期特质及其
一直以来，对于近代的哀落和此后很长时间的一蹶不振同西方的相对崛起、强大的鲜明对比有颇多思索，但终究因为学识过于浅薄而未有结果。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初步感到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本文试从中西文化定型期——完成了整合之后的源头时期的文化特质着手，作一初浅探究。我个人将这两个时期分别定为宋代和古希腊、罗马时期。
宋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的文化大多为“非刚健”的文化。我在这里将它们不严格地称为柔性文化理论：其原初构建者或为没落阶级的文人，或为软弱王朝的士子。（汉唐两代{学}开放兼容的宏大气象随着王朝的灭亡也消失在历史中了）前者如中华正统文化儒学的始祖孔丘，他一生总在回望逝去的“三代”，对于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多悲观念，对它的文化开始筑造一种稳固的“排斥心态”。中华文化另一主要支柱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更是对现实文化极力诟病，抵制抗拒。后者就是宋文化主流——的创造者们，他们的生活年代是积贫积弱的两宋，正是他们全面继承了原文化时期的思想内涵：柔性特质和固守定势。
宋代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定型时期，这是近年来在学术界得到大部分学者肯定的观点。宋文化的基本性格是内敛、内视。“最能体现宋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自立创新意识的，还是宋代作家自我树立的内在超越精神”。“这使作家的创造视野由外部客观世界的和社会转向主体内心的精神世界。”⑴
一方面，由于有外族入侵威胁的长期存在，这一内敛表现为以自我为本位的对外来文化的理性抗拒，另一方面，过分内视造成了自我陶醉和盲目自大，以虚构的自我圆满在心理上将对蛮族入侵的恐惧转化为文化上的非理性蔑视和排斥。宋理学家虽在实际上暗窃佛老，但在表面上仍对其大批特批，摆出势不两立之势，正反映了这种心态。?
一个的文化能在后世另一个时代被继承应该是由于两者存在着内在契合的“密码”，这种密码是传统观点涉及的、环境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其中社会文化心理尤为直接。而反过来，一旦这种文化被接受，它将作为相应时代政治、军事、社会面貌的强大隐性力量存在。宋、晚清至近代的历史现实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点。前面说过了，宋代文化是中华文化整合意义上的原文化，在它之前还有更具原型意义的基础，即初期儒家文化。
宋代为什么没有承继时间上相对接近的汉唐文化特质（这里偏重于文化心理，适用于本文全篇），而偏偏远承了上古？显然很大程度上缘于两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两宋先后处于辽、金等少数民族的强大军事威胁之下，国力贫弱，体现了鲜明的柔性特征和守势状态。进而，它造就出相应的士人心理和普遍社会心理——非刚健时期的模态。“政治的保守、军事的无力，使整个封建集团再也没有唐{学}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没有……豪迈气概。时代精神趋于向内收敛而不是向外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沉微澄静而不是广阔飞动。”⑵（《宋代文学思想史》，第17－18页。）我们不难发现的答案了。宋代的文化“密码”是与上古而非汉唐相合的。更深层次地，文化并非物质（指非本体意义上的物质），可以被彻底消灭，更多时候它在被取代之后，以暗流的形式向下传承。因此，如果说源于上古时期的那一种原型文化心理特质和结构在汉唐两代完全消失，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相对隐性地存在罢了。同时，我们不否认汉唐文明是不同于孔庄和宋代的另一种文化传统，它代表了它们的反面——刚健的文化。罗香林引韦尔斯世界文化史《中国的隋唐时代》一章说：“在第七、第八、第九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由此，唐代社会各个方面都洋溢着一种开放的广阔气象，它吸纳外来文明，传播自己的文明，完全是一种刚健的形态。大唐文化有着世界性的地位和影响。仅以唐代为例：“推行于中国以外的各国，东起倭国，北至铁勒，西到广义的西域各国，范围的广，是空前的。”⑷（罗香林《唐代文化史》，上海书店，1992年，第7页。）唐代与东亚、西亚各国交往的空前盛况各种史书中记载得十分详尽丰富，本文不再赘述。粗看起来，这一时期的中华文化似乎是充分外向甚至具备文化侵略性的，但事实不是如此。唐代，以及汉代，虽说处于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构造了中华文化圈，然而这种构造和文化的传播并非强迫、甚至不是主动的，它更偏向于无意识。汉王朝对匈奴的屡次作战缘起于解决边境威胁的需要。它的外求的前提是对方的挑衅。它仍是植根于被动应战的文化土壤。唐代文化对日朝影响极大。它的传递起源于日朝主动的“要求”，它们主动派遣留学生，主动搬用唐律法、制度、生活模式，甚至文字。大唐同样是被动的。区别于宋代的是，它处于暗流地位，而非主流文化现象。
于是，从上古一直到宋，延伸着一条普泛意义上的柔性心理之线。文化的连贯性得到了体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夏与外族间的“征服”与“反征服”虽然历经多次，但就其文化实质来看，无非是汉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以及自我的完善和完成。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发展连续性”⑷。（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0页。）由此，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心理的稳定性以及一贯的自我评价的高标也就不难解释了。文化上的外求似乎失去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反观希腊、罗马文明，征服与反片服则获得了真实的定义。“从公元2世纪末起，游牧民族纷纷入侵罗马帝国，与之相应的古罗马文化圈显得脆弱不堪。”在蛮族武力征服的同时，基督文明——一种异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逐步将整个欧洲西部地区包括不列颠和西班牙都归入了它的精神统治。”⑸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伴随着政治上的更替，文化也出现了毁灭和代替。“罗马又为日耳曼所征服”，“文明在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以后，也发生了文化传统的中断”。⑹（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引自《江苏社会》1995年第13页。）中世纪的黑暗铺天盖地垄断了几百年。这种动荡的历史无法带来稳定，它催发的是缅怀、复兴和创新。从而以后文艺复兴和启豪运动在颠覆本身桎梏的过程中，也积极地外求。如法国启蒙时期对中国理学的借鉴。“反宗教反专制的最大权威如服尔德（按：伏尔泰），都是深受中国理学启发的。”⑺（《唐代文化史研究》。）柔性文化密码在元明由于国力相对强大再次隐没了数百年，至清末，突遇滋生的温床，就如洪水一般汜溢开来了。晚清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尽头，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无疑已被定位在绝对的弱国行列中，成为理所当然的侵略瓜分对象。西方列强有如恶狼扑食，狂拥而至。中华文化的承载者又一次成为弱者，陷于守势。埋藏了许久的心理结构又有了用武之地。一方面，人们自欺欺人，拼命鼓吹中华文化的优势，愚昧地沉醉其中；另一方面蔑视仇视外来的西洋文化，嗤为“惟小技耳”，形成鸦片战争前后全力抵抗西洋文化的社会主流格局。直至后来出现主张西方的一批堪称精英的知识分子，还是咬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面上似乎将本位文化开了个口子，吸纳外族文化来补缺，究其实质，不难见出是要在更深的核心处建立更为巩固的自我包围圈，以彻底拒绝外族文化的渗透和参与。至于社会上一般民众，单单让他们接受些外圈文化（如具体的劳动工具），就已是十分的抵触了。
可以说明的是，此种心态和行为已不能简单地用“华夏中心主义”所能概括了，它更应该被解释为柔性文化心态在对待刚强的异族文化威胁时，采取的具有历史承继性的“应战模式”。“五四”虽然希望通过“全盘西化”矫枉过正的方式来摧毁这种顽疾设置的障碍，迫使中国社会接受西方先进文明。但这个意义上的“五四”失败了。它开创的努力甚至在今天仍遇到重重阻力，并且，其中许多源于非政治性的因素。处于外侵或没落王朝时代的中国人群一律继承、推崇上面提到的“应战模式”。“五四”的失败是它的又一次胜利。它几乎到了根深蒂固无法动摇的程度。钱理群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对‘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的‘打击’，还来自作为被启蒙对象的中国民众自我。中国‘人’真如启蒙者所期望的那样‘立’起来了吗？周作人、鲁讯以及他们许多同时代人，都迅速地发现，尽管‘五国’新文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仿佛也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变化，但中国骨子里的人心，民性并没有变”，“历史不过是可悲的‘循环’”，“周作人更是由这类必然出现的‘民众的专制’而得出了民众根本不可能改造与觉醒的结论，并引出了启蒙者必然‘孤独’的命运。”⑻（钱理群《精神的炼狱》广西出版社，1996年，第103－104页。）不能不说这是种历史性的无奈。
下面，要简述西方文化源头及其后世承继以作参照。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文明奠定基础的时期。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的欧洲。”对这一观点的认同必然表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应该具备后世西方文化的各种“基因”，作为文化大厦核心或是根基的文化心理更是会在这个时期得到初步定型。正如中国的宋代一样。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鼎盛期涵盖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宏伟、大气、开放、外向的特质也为它们共同分享。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高度，出现了政治上较为民主，言论上较为自由的奴隶民主制政体。这种政治上的民主、言论上的自由，无疑为古希腊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⑼（张良村等主编《世界文学历史》中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4页。）这里，不妨将“文学”的内涵及外延扩展为“文化”。另外，“古希腊在经济上基本上以手和海外贸易为主。”“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方式，使古希腊人养成一种富于幻想，不甘平庸，敢于冒险的民族习性”，⑽《世界文学历程》第5页。必然地又将带来文化上的外向性。它从一开始就乐于和善于接受外来文化；“随着海外贸易纷沓而至的东方文化，便是促进古希腊文学发展的催化剂，尤其是埃及和巴比伦等国的文化。”⑾《世界文学历程》第5页。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与中华文明截然不同的主动性。至于古罗马帝国，计秋枫在《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中论述道：在渥大维及其继承者的大肆扩张中，将自己的法律、宗教和行政管理强加给所有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各原始民族，以其强大的武力和辉煌的文化，将欧洲建成一个“无邻邦帝国”，罗马城成了欧洲的中心。可见，它将积极、向外，进攻的品格发展到了鼎峰并最终完成。
中世纪的经院似乎将西方文明关进了封闭的学院，文化似乎倾向于“内视”，但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它是迫于外力的被动选择，以一种文化形态代替另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动力于内部的因素。“教会对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十分敌视，想法设法销毁古代的文化典籍，只保留一部分有利于基督教的古代文化，导致文化的断裂。”⑿（《世界文学历程》第45页。）因为是被迫，故一旦这种强力的对立面觉醒，其力量发展超过强力的本身，就会形成对这种强力的反抗，并求得颠覆后的对源头的重拾、重构——文艺复兴。而宋文化的整体性自闭则不是由于异质文化的统治，虽是迫于、军事压力，但终究是文化自我调整的结果。它获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不必完全摒弃先前的文化传统，它可以将它异化或发展其侧面，造成主次易位或显隐对调以适应外界压加宋人是将目光转向内部和自己内心，醉心于“道统”的重建，将唐代作为经学“偏支”的发展至极至。“李翱等所倡导的性理学说，确是宋儒所倡‘儒表佛里’的理学的先河。”“理学从经学侧面演进而成”。⒀（《唐代文化史》，第10页。）因此，宋文化切断了汉唐文化主流血脉，而它重新完善了另一种传统——理学是完善的产物，它的强大彻底催毁了汉唐文化传统再现的可能，它表现出了比后者对中华文化土壤更强的适应性和粘合性。如果说汉唐文明是对中华文化源头的反动（当然这种反动以失败告终），那么宋文化则是将这一源头隐含的文化心理特质由内在隐伏的幕后推到了前台，使其被广泛接受并深植于普遍个体内心，从而取得作为以后各代构建自己文化的基石或“新源”的权利。中世纪经院式文化模式不具备这种条件，原因在于它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是根本不相容的，这是它以后退出文化舞台的重要原因，一如的汉唐文化。
文艺复兴在这里取得了必然性，它与宋文化一样力图对原文化进行重构，区别只在于对象的特质和重构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特质的衍生物。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及以后的启蒙运动充分体现了西方式的特征。路易十四的法兰西盛极一时，它托起一种刚健的文化。这种文化由于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军事实力作后盾，得以坦率地面对世界，以主人的姿态向上古探求，向世界吸纳，吞吐着各种文明。已如前面所说，文化无法被彻底消灭。原文化的外求、开放品格湮没了数百年之后，被一群思想家再次重拾，“被动”地从专政和宗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里西方式的对文化源头所代表的文化特质和形相的跨时空嫁接和“完形”就体现出与中式的由后台走向前台式的“显现”明显不同了。它的追求者将目光穿过中世纪的重重黑幕，去寻找与客观现实及内心需求相契合的源头文化，所止处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西方在此时也完成了它的文化重构和整合。这一过程中体现其文化特质的现象很多：“尤其是法国的学者，他们把理学认为是无神论的思想”，“拿这种理解去反对宗教，反对专制而腐败的君主”。而当时，德国思想家“都是受过中国理学的”，“要了解他的‘活水源头’，是不能不推溯于唐代经学的侧面功能与影响。”⒁（《唐代文化史研究》。）它们与宋文化的闭门造车式的自构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
至近代，呈现西方文化传统的任务主要不是由文化（狭义）自身去完成，而是交给了、政治和军事。西方的对外扩张是它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近代与西方的冲突是两种相对定型文化间变态的对话方式。
新航线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的完成，都是在一种向外的天性冲动下上演。以后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完善过程中掠夺海外殖民地也都来自同一个心理源泉。中华帝国还在一如继往地审视内部，迷恋自我。弱国心理在自身地位得到强迫确认的前后左右了这个社会的进程。如果在地球被海洋绝对分割的年代，封闭自恋的文化圈还能得以勉强维持的话，那么一旦这些界线开始模糊直至完全消失，世界发展的主宰权便无可置疑地被抓到适应这种趋势的文化主体手中。历史雄辩地证明，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外向型文明是近的优胜者。
五?柔性、刚强这样的界定并非绝对，一般都是在比较的前提下才能相对得出。我们的中华文化在强大时似乎不喜欢比较，不善于比较，倾向于接受结果。而在柔弱时，又过于盲目地执着畸形比较。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柔性文化的阴影还将继续发挥它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也传入中国社会多年，它已经或正在参与着中华文化由深层至表层各个层位的重构和完善；辅之以政治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适合于“刚健文化”的硬件环境也在形成。可以预见，中华文化质的飞跃必然会实现，由近代{学}开始的中国的相对落后也将随之终结。
? 书目?
①《唐代文化史研究》罗香林著，上海书店，1992年。
②《世界上古史》刘家和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精神的炼狱》钱理群著，广西出版社，1996年。
④《宋代文学思想史》张毅著，中华书局，1995年。
⑤《世界文学历程》张良村等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
⑥《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计秋枫著，引自《江苏社会》，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