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如何取得突破性发展
■对话人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 李重庵
□本报记者 王庆环
李重庵，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出身教育世家，有着26年的任教经历，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两年。1996年，从大学教授转任甘肃省教委副主任，两年后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管教育副省长，任职5年。
职业教育具有基础性价值
记者:当前，中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您认为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对我国的意义是什么?
李重庵:国务院两次关于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都指出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认为，“重要基础”是一个很到位的认识、很准确的表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从工业化开始，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越来越具有基础性的价值。
首先，职业教育通过塑造从业者的职业素质，能在总体上决定性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族素质。国民素质有政治、道德、思想、文化、行为举止等多个方面。但哪一些国民素质对国家的生存发展能够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还是全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这个素质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敬业、精业”，“敬业”包含了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精业”包含了从业者的知识、技能、能力水平。在青岛参观德国人100多年前建造的总督府就会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德国制造”，100多年了，那里不仅一砖一瓦都能用，就连开关、窗帘都没有坏过。在德国，仅仅铺地板这个专业，就要专门学习两年。如果我们每个从业人员都能做到“敬业、精业”，中国的国民素质就会达到很高的水准，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打下重要基础。
其次，职业教育是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因为一个社会只有中等收入的人群占了大多数，这时形成的“橄榄形”的社会收入结构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目前，除了“学术性”大学毕业生外，绝大多数青年需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进入就业市场。至少目前的状况是80%—90%。因此，只有成功的职业教育，即有足够规模和质量的职业教育，才能够促成这种“橄榄形”社会收入结构的形成。可见，这不仅事关民生，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中国能否平稳进入中等发达的发展阶段。
就当前而言，世界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都在储备力量准备迎接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大家的共识是要发展新的技术，但任何新技术都需要人的配合。同时，我国又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两个方面的转型是必然的:一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型;二是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转型。可以看出，实现这些发展目标关键在劳动力素质的升级，而解决之道在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记者: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职业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还缺乏一定的吸引力，社会接受程度也不高，你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李重庵: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表面上看是路径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终点目标的吸引力，如果技术工人对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满意，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自然会提高。
记者:如此看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只是教育部门和职业学校的事。
李重庵:的确，决定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因素有社会的、教育的和学校的三个层面，但最主要的还是社会层面的。选择职业教育这条路，直接与它的就业前景能否得到较高预期的工作岗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关，本质上是工作的吸引力。给予职业教育的期望值越高，吸引力就会越高。这个问题不是教育问题，更不是职业教育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李重庵:最为关键的是在社会系统上通过一些调整和改革，来实现职业教育最终目标的吸引力。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企业的八级工和技师(八级半)的地位非常高，企业里对他们也非常崇拜，他们的工资不比高级工程师低，他们同样可以在工厂里当领导，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则有明显的不同，所以我建议国家做一个宏观战略层面的政策调整和改革。首先，加大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现在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小，明显低于其他一些国家，甚至不及平均数的一半。其次，要加大劳动者收入，特别是要大幅度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
其次，增强职业教育的路径吸引力，通过教育系统内部的调整和改革，使职业教育的路径具有多通道、立交桥、灵活性和优惠的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是门槛低，只能念下去，毕业后只能就业的“断头路”，还是一条平等供选择的路，是一个弱的教育层次，还是一个教育类型，关键是其是否与普通教育间建立立交桥。调整和改革就是要使职业教育这条路，在若干阶段、若干环节还要有若干选择性，职业教育也可以通向高层级的本科、研究生教育，而不是一条“死胡同”。
第三，通过职业学校提高办学质量来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通过改革实现突破性发展
记者:您认为职业教育如何才能实现突破性发展?
李重庵:除了上述调整和改革的措施，我们还要在一些方面进行改革。我认为，关键是要推进职业教育的体制改革。实践证明，职业教育和普通的中、高等教育的规律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也应该有比较大的不同。
如上所述，职业教育的发展关乎社会、教育、学校三个层面，因此在事关决策统筹的管理体制上，我们必须跳出传统，除了教育系统的参与，还要将经济、工业、劳动部门、发改委和行业组织纳入进来。目前上述部门对职业教育也有参与，但全国和省级现行的制度多是联席会议的机制，我认为，这样做还不够，最好是能从国务院角度成立一个高层次的机构比如工作委员会，将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大战略，进行决策和协调，这是一种“大职业教育”观念，与此同时，在办学体制上实现行业、企业、政府(劳动和教育等部门)和学校(包括高职和中职)等方面一起组成办学联合体，也是利益共同体，特别是让行业企业变成办学的主体之一，让他们有发言权，因为每个职业的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的标准主要是由行业和劳动等部门来定的，他们的有效参与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职业教育要定位在是一种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这样才有利于调动更多方面的支持。
我们必须认识到，职业教育在中国要取得突破性发展，需要一个大的战略。目前我们的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比例是1:1，那么在德国，职业教育所占比例达到70%，瑞士则达到80%，但是在德国和瑞士，分流是自愿的，不是上不了占20%到30%的普通高中才选择上职业高中的，走职业高中的路一样可以拥有体面、富裕的生活才是关键。
另外，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加快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费，适时提出逐步实行中等职业义务教育的目标，这些对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发展也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