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需求机制文献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障碍。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因此，要达到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就必须充分考虑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要弄清楚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特点、支付能力和需求状况。离开了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考察,则无法确定公共物品的供求均衡点。无视农民需求,既浪费了国家财政,又满足不了农民生产生活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甚至破坏环境,损害农民利益,影响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一 对农村公共物品基本概念及范围的研究
（1）.公共物品的基本概念的研究。“公共物品”一词,英语为“PublicGoods”,也译为“公共产品”、“公共财富”、“共用品”等。
对公共物品的定义,早在1739年,苏格兰人、著名的哲学家休谟(Humc,D)就给公共物品下了一个直观的定义:公共物品不会对任何人产生突出的利益,但对整个社会来讲则是必不可少的。但有的人则认为,公共物品的定义是由萨缪尔逊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年第11号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OfPublic Expenditure)中首次提出的。中国的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如在刘溶沧和杨之刚所著的《财政学论纲》中提到,所谓纯粹的公共物品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人消费这样的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1】。
（2）.农村公共物品的定义及范围。农村公共物品是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框架下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刘易斯(A.Lewis, 1954)在其《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的两个部门结构发展模型。由此可知,农村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产物【2】。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同样适用。
二 农村公共物品偏好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问题主要观点如下:
(1)刘义强(2006)在《建构农民需求导向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中，通过对农民公共物品需求的现状、结构和特点深入分析，探讨如何建构农民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作者考察了农民的公共物品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对其评价不高以及需求强烈的事实，提出并验证了农民需求位序结构假设和政权距离—满意度假设，并依据这些结论提出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结构性安排。
(2)许彬(2005)在《蒂布特模型与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中认为蒂布特地方公共物品均衡模型突破了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垄断供给和消费者被动接受的思路,设计了地方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引入了“消费者选择”,从而在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引入了竞争机制。
(3)李汉文、王征(2005)在《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需求表述机制》中认为农民要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进行需求表述，必然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表述渠道。现阶段我国农民的表述渠道主要有向组织(社、村)和政府(乡级政府或者农民越级上访的上级政府)就他们面临的公共物品困境进行呼吁；还有就是借助于各级群众大会(乡、村、社三级)通过投票的方式就公共物品的各类供给方案进行表决。我们知道，“通则畅”，需求表述渠道的通畅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需求表述的质量。文章重点论述了筹资方式对农民需求表述质量的影响并分析了多种表述渠道。
(4)赵万水(2005)在《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管理》中认为长期以来农村公共物品的“自上而下”管理模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带来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浪4费和不足并存。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管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把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从供给管理到需求管理是对公共物品供给的一次革命,它是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外生转化为内生,把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抵触转变为农民的自觉,把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转变成高效率,这种转变将极大地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
(5)洪源(2004)在《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创新》中认为我国农村村级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忽略了广大农民对公共物品的实际需求,导致了现行村级公共物品供应中出现公共物品过剩和不足并存的现象。
(6)郭泽保(2004)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选择的表达机制》中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物品需求方面发生的变化,认为一方面我国农民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迫切、越来越个性化,而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乡政府和村委会,往往无视农户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真正需求,从而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求关系的供给不平衡,并进一步剖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求矛盾及其成因。为有效化解这一矛盾,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选择的表达机制。
(7)韩玉龙(2003)对公共服务进行了调查,广大农民对社会化服务的要求更为迫切,其内容也更具广泛性和多层次性。有学者研究京郊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得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村公共物品有所降低;有关社会化生活服务的需求上升,折射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变化。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2004)通过扶贫资金投向的课题调查,得出了贫困地区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也许是一个比较全面而满意的回答。因此,除了要研究公共物品需求总量的适度增长,更要研究公共物品需求结构的合理化和优化升级。
(8)郝春虹(2002)在《公共物品偏好显示的税收激励机制分析》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性，市场机制、公共选择理论的投票机制以及拍卖方式都不能有效解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设置合意的税制可以激励消费者个人显示真实偏好，实现公共物品最优供给。这一创新的税收激励机制尚属于抽象的理论研究，由于其缺陷的存在，将其付诸实践还需付出很大代价。
(9)阎坤、王进杰(2000)在《公共物品偏好表露与税制设计研究》中认为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政府职能所在,对人们偏好的了解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前提。税收的功能之一就是为公共物品融资,因此,税制设计与人们的偏好表露有直接关系，人们对于公共物品的偏好表露与税收制度设计有直接的联系,一般谈及偏好表露时,主要从受益税、一次总付税或人头税以及公共物品价格既定情况下的税收这三种情况进行分析。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私人有隐藏其信息的动机。设计良好的税制能促进人们表露自己的真实偏好,从而避免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免费搭车”，因此政府应设计出能促使人们表露自己真实偏好的税制。
（二）国外研究现状
偏好-显示过程：它是一种偏好显示过程，类似于投票程序，这个过程能够达到有效结果。这个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维克(Vickrey,1961),并由克拉克(Clarke,1971,1977)、格罗夫(Groves,1973)、台德曼和图洛克（Tideman and Tullock，1976）、格罗夫和莱德亚德(Groves and Ledyard,1977)和其他人给予了重要的改进和精细化。这个程序要每个人回答在两个或更多的选择中他偏好的那一个，并且他愿意付多少钱以获得他所偏好的选择，加总各种选择的货币值达到结果，货币值最多的就是赢家【3】。然后基于投票者对结果的影响对每个投票者征税，该税被称为克拉克税。在纳税的情形下，每个投票人都有显示他对各个方案的真实偏好的动机。
第二价格法偏好显示机制，这种方法也称为二级密封价格，由Vickrey首先提出，最早出现在拍卖领域，具体做法是拍卖者要求每位买者将自己对于商品的出价放在一个密封的信封中，并告知该商品将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而售价是仅次于最高价格的那个价格【4】。卖者希望通过这个机制让买方显示其对商品的真实评价，希望其收入最大化。
1956年,经济学家查尔斯•蒂布特在其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中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公共物品最佳供应和显示机制的方法。在蒂布特偏好表露模型中,他假设经济以地方公共物品为特点,并且地区间财政存在竞争和流动性,人们有权选择自己所偏爱的社区。在这一社区中,消费者所消费的公共物品与该社区所定税率的高低是相对应的,即有着较高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社区一般对应的税率也较高,但不同社区之间也可能存在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差别【5】。人们表露自己的偏好是通过“以足投票”的方式来进行的。7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对“以足投票”理论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模型,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麦圭尔提出的模型（平新乔，1992）。
Thompson偏好显示机制。Thompson在1996年提出了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来显示个人偏好的机制。每一个方案，投票的结果只有两种，即通过和不通过。如果每个人都是风险规避者，他就可以以购买保险的方式来防止他不喜欢的方案获得通过。若他不喜欢的方案获胜，则他将得到保险补偿；若他喜欢的方案通过则他将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样政府在得到居民偏好的同时，也通过出售保险的方式获取了一定的净收入。
后来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信息经济学在公共物品理论上的应用主要就是解决如何“诱导人说真话”。除了我们熟悉的克拉克税以外,Gradstein,Mark,(1998)认为当信息完全时,政府可以通过征收林达尔税等政策工具达到最优配置,当信息不完全时,不存在自愿的和有效率的公共物品供给【6】。必须采取一些强制的对公共物品的矫正政策,设计一个税收补贴政策,同时,通过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新方法,可以解决由于缺乏私人对公共过物品偏好的信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Snyder,Susan K.设计了一种在缺乏上述信息的情况下,测试公共物品供给是否与帕累托最优一致的方法。
三 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理论研究的趋势
无论是保证说真话成为个人占优策略的克拉克—格劳维斯税还是用脚(手)投票理论，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均属于间接偏好显示法。自从1990年代以来，研究人员采用设计调查调查问卷方式，要求公共物品消费者对研究人员所描述的某种假设事件做出可能的估计，这种方法被称为或有评价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简称CVM)【7】。
第一位设计和实施CVM方法的是Dsvis，他应用该方法评价了缅因州森林的休闲价值;【8】在使用此方法估计地方公共物品提供情况方面，由Bergstorm和Good-man在考察密歇根州的地方教育需求状况时所开创;在此基础上，Rubinfeld和Shaoiro利用似然估计法对地方公共教育需求进行了估计，其研究重点也考察了税收价格、家庭收入对家庭需求的影响，但也增加了一些政治变量，并试图排除蒂布特误差。
CVM做为一种能够直接得到被调查对象偏好数据的微观基础研究方法，具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如Ste-ven．S．Posavac在加入被调查对象采取策略行为的条件下对大学生对住宿条件改善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考察，作者发现那些预期学校将为此买单的同学比预期本人学费将会增加的同学有更高的估价;意大利学者WalterSantagata则研究了那不勒斯的文化参观服务对当地居民所带来的福利【10】。
Portny也指出由于或有评价方法依赖于人们对假设问题的回答，而不是人们直接行为的如实反映，所以这种方法问题较多【11】;Baron发现人们对于实际上与产品价值并无关系的因素过于敏感，同样是保护海鸟，人们愿意对因受石油泄漏等人为错误所造成伤害会比仅为海鸟病支付更多，也就是说人们愿意为环境支付的数量并不仅仅是为了环保的目的，而是试图得到道德上的满足感;Kahneman和Knetsch也认为CVM得到的是人们对“道德满足感的购买”【12】;Richard R．Barnett对CVM的优缺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或有评价法的缺点在于可能会产生诸如策略误差、假设误差、信息误差等各种误差，但是因CVM是建立在资料丰富的数据库基础上的，使其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足以使它成为未来研究的兴奋点。
四 总结
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缺乏地方自治传统,即使基层自治也只是初步发育,加之县乡地方政府财力来源不足,我国更应该逐步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补充、社区组织和村民协作的多元供给模式。对此,我们提出我们的建议:在制度上一是中央政府主要涉及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第一类是与公民的基本人权相关的公共产品,如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服等。第二类是那些覆盖全国范围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全国性的农业技术推广、全国性的农业和农村管理服务、全国性农业公共信息等超越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那些只与本区域内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同时实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配套措施,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明晰各供给主体的权责;完善供给决策机制等。
参考文献：
[1] [英]安东尼. B.阿特金森[美]约瑟夫. E.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M],蔡江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92,第620-621页.
[2] 刘易斯A.Lewis:《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1954.
[3] 李洁.《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博弈分析与对策》[J].西安财经学院报,2005(2)
[4] 罗光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双效应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8):
[5] 熊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分析和模式选择》[M].中国农村经济，2002(7)
[6 ] 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 Rbubinfld，Shapiro，Robert．《Tiebout Bias and The Demand forLocal Public Schooling》［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7．
[8] 曹荣湘，吴欣望．蒂布特模型［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 李春林．《新农村建设中公共物品偏好显示机制分析》［J］．商业研究，2007，(07):129－132．
[10] 王晓通等．《政府偏好、低地价与增长方式的路径》［J］．经济问题，2008，(07):46－48．
[11] 丁菊红等．《政府偏好、公共品供给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J］．经济研究，2008，(07):78－89．
[12] 吕炜等．《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与政府责任—基于政府偏好和政府效率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8，(04):5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