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趋新与教学改革
摘要：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在推行道尔顿制实验中，对教育界盛行的盲目趋新之风表示出强烈的担忧，认为这种不问原理、不问需要、只是标榜新名词的风气已成为中国教育界的惯性，危害着任何教育改革的进行。
关键词：舒新城；道尔顿制；盲目趋新；惯性
盲目趋新，用舒新城的话来说，就是“不事抉择的趋新”。从一般意义上说，教学改革就是一个趋新弃旧的过程，是一个以新的较为适应的教学方式取代旧的不能适应的方式的过程。然而，如果这种趋新一旦成为不事抉择的盲从，那它对教学改革的影响只能是负面的消极的了。这就是舒新城对盲目趋新的忧虑所在。而舒新城还进一步指出，这种“不事抉择的趋新”正成为“中国教育界的惯性”。[1](523)
舒新城（1893—196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向教育界表示这种忧虑是在20世纪20年代，是针对当时正在推行的道尔顿制实验而说的。道尔顿制由美国柏克赫思特女士所创，它是一种与班级教学相对立的教学组织形式，它特别注重个别教学，并通过其个别教学“在学校中创导一种自由活动的精神，允许任何种类的各个学生于感觉其功课困难的时候，照顾他们自己的需要自由支配他每日一部分或全部时间”[2]。道尔顿制于1921年下半年传入中国，时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后改名吴淞中学）主任的舒新城从1922年秋季开始在学校试行，此后各地陆续有百余所学校进行了这一教学改革实验。
道尔顿制传入中国，正适应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需要。当时人们所推崇的教育理念，就是追求学生的个性发展。教育改革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在班级授课制下，学校教学如何创导一种自由活动的精神，以促进学生个性的适当发展。于是，来自欧美的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陆续传入我国，正如舒新城所说：“从前的私塾发现弊端，为社会上的先进者所怀疑，于是有年级制的学校；近来年级制发现弊端，于是有学科制的改革。我们实行学科制时间有数年了，亲自试验过的学校也有数处了。去年以来，因为我们在教育上有自由试行主张的机会，昔日我们所想到的好处大部分都得着了，想不到的难题也大部分做过了。但上面所讲的疑问与困难，还是一天一天地增多，于是我们便想到非根本改革现行的教授制度不可。适逢道尔顿制从欧美传到中国，被我们知道，觉得这种办法在事实上可以解决我们困难的大部分，在理论上也可以答复我们疑问的一大部分。”[1](95)
此后数年，舒新城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教学方法的实验和推广之中。1922年10月至1923年暑假前，他已在各地作关于道尔顿制的公开演讲十余次。1923年暑假，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开设道尔顿制学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十二个省份，由舒新城主讲。学习班结束后，舒新城又到上海、武进、宜兴、武昌、长沙各处演讲。据统计，自1922年至1925年，国人撰写的关于道尔顿制的论文共150篇，其中舒新城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就达21篇之多；全国出版的有关专著共17本，而由舒新城译作、撰述、编辑的著作就有6本。[3]这种热忱足以体现舒新城对道尔顿制极力提倡、努力推进并极希望其成功的期盼。
然而，就在道尔顿制实验周年之际，面对各地参与实验的学校已达40多所的良好势头，舒新城却并未因此心满意足自庆成功，而是以《道尔顿制可有的弊端》为题警示教育界。后来，当道尔顿制进一步趋于时髦，全国教育联合会也要求各省教育会及教育行政机关着力推进这一实验，舒新城听到这个消息不仅乐观不起来，反而觉得有种担忧犹如骨鲠在喉，不得不提笔著文向人们发表“逆耳之言”[1](317)。
舒新城担忧什么?
舒新城担忧人们对道尔顿制的盲从：“道尔顿制许多不好的现象，或者为一般人现在没有感触到；倘任它这样下去，于它的前途很有妨害。”[1](190)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警告。当教育界在大张旗鼓地推进道尔顿制之时，舒新城却在提醒人们应多注意道尔顿制的弊端!
舒新城强调，道尔顿制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道尔顿制本身并非十全十美，虽然它是一种新的教育方式，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所以在实验时不能将其神化，不能对其盲从。而且，道尔顿制产生于美国，在欧洲甚为风行，但移植到中国，则有一个是否适应是否需要的问题，所以不可盲目照搬；另一方面的弊端则是由中国教育界的惯性所造成，“我国大部分的教育者平日办学校，大概是遵照部章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对于旧方法与制度本不怀疑，只因社会上有一种崇拜外国新方法的习尚，教育者在此环境中，也想趋新以自炫，不问需要，更不问原理，一若把新方法的名词加上去，便可以做新教育家。果以此种动机而仿行新方法，不论新方法怎样完备，因施行者不彻底了解之故，终要误用而发生弊端。”[1](197)
此言是否危言耸听？舒新城认为并非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缺乏分析和实验的精神，加上自古以来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决定了学校的发展只能围绕着国家文教政策而转移。长此以往，在教育界竟养成一种惰性，一切的教育设计与实施仅听凭上级的指令，导致教育者从不会也没必要对教育规律及教育原理进行探索研究。诚如舒新城所言：“教育者的大部分因环境的种种关系，对于教育原理自难有精深的研究。等到研究教育方法时，便很容易流于机械──某方法原来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斟酌环境的需要而有所变更──并且因所见不广而容易发生门户之见。至于把各种新方法能探本寻源作综合的研究，或根据研究的结果而创造适合环境的新方法，三十年来，未尝闻见。”[1](196-197)以这样一种惰性来进行道尔顿制的实验，欲其成功谈何容易。舒新城认为，道尔顿制看起来是一种教学方法，但它必有深厚的教育理论为其基础。如果不去深入地研究其学理，就不可能深刻地把握其精神。
这种不重视学理研究的惰性又与近代以来崇尚西方教育的风气相结合，便成为一种盲目趋新的教育惯性。舒新城指出，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本来就“有种潜存的排斥力。可是自从海运交通以后，国民与他国人接触，遇事相形见绌，于是由排斥的意念，转而为倾服的想望，对于外国的种种文明现象，都想模仿搬运过来”。[1](195)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就是这种盲目趋新的产物，用舒新城的话说，“中国因国势之危迫始改行所谓新教育”；[1](523)“当时之改行新学校制度，并非国情民性对于此种制度有着什么需要，亦并非主持教育行政或教育学者对之有特殊的研究而认识其优点，不过因国势日微，误认他国之强盛在于形式的教育制度而极力模仿，以求满足‘救败图存’之欲念而已。”[1](622)这种应国势危迫而促成的新教育，既没有对教育原理进行什么创新，更没有对中国新教育发展之路作独立的研究，只是一味地将外国的学校制度搬来，将书院的招牌换成了学校的招牌，舒新城将其称之为换汤不换药的“急就章”。[1](196)这样一种教育现实，给教育界乃至国人形成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即“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能模仿外国的便是新”。这种不事抉择的趋新日积月累，竟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种惯性。
中国教育界这一惯性的形成，对教育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首先，舒新城指出，这种惯性力量使教育界流行过于轻视旧事物和过于重视新东西的价值取向，以致形成了“新好”“旧坏”的评价标准，甚至成为衡量革新与保守的尺度。人们判断事物，对于旧的只见其坏处，对于新的只见其好处。许多所谓新东西在“新好”“旧坏”的社会心理主导下，很容易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盲从对象。舒新城很痛惜地看到，许多学校在盲目照搬道尔顿制，“至于道尔顿制本身弊端，时地宜否，因‘新好’、‘旧坏’的成见在那里作怪，竟完全不问”。[1](194)
其次，这种盲从心理又进一步助长了教育界一贯不重视学理研究的风气。舒新城之所以对全国教育联合会关于推广道尔顿制的议决案特别担忧，是“因为有教育联合会之议案成立，一般教育者都以为中学行道尔顿制是不成问题，怀疑之念减去，求炫之心渐盛，于是群思争先试验，对于道尔顿制之原理及方法，不去实在研究”。[1](322-323)舒新城看到，当时许多人对道尔顿制多停留于表面的肤浅的认识，便认为其中并没有什么妙理，只要去做就行。于是，一场深刻的教育改革变成了一场“名词运动”，[1](197)有些学校仅把年级制招牌撤去，而挂上道尔顿制的招牌；有些教师把一科教材机械地分为几段让学生自己去读书，便算是改革完成了。更有甚者，有少数学校利用道尔顿制为革新的招牌，在社会上招摇过市，以为扩大招生之标榜。
第三，当趋新一旦成为时髦，道尔顿制实验便成为某些人谋利升官的工具。舒新城指出，那些借教育为啖饭之地的官僚政客、军阀流氓，纷纷借行道尔顿制为升官的筹码，“非教育者要插入教育界，因学识经验上的种种关系，自然难取得一般人的信仰，于是不得不利用社会弱点，以‘新’为号召的工具，以遂其‘向上’的欲望”。[1](198)
如此种种，使舒新城对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不得不自造了一个名词：“避冒”，呼吁教育界乃至社会注意“避假冒道尔顿制的名义以自欺欺人者之所为”。[1](322)
舒新城的这些担忧不幸而言中。
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实验进行了几年后最终夭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舒新城所忧虑的现象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盲目趋新的心理主导下，人们往往不能正确对待事物中的“新”与“旧”现象，很容易将所谓现代与所谓传统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然后采取非此即彼的做法，以为只要全盘否定全部推翻过去的做法就是改革与革新了。而舒新城认为，在教学方法上，新旧之分野并非是截然分割绝对对立，所谓新方法就是适应的方法，“新方法未产生之前，必有旧方法在那里应用，不过旧方法总有许多不能满足‘其时其地’之需要，于是由环境各方面的刺激和接触，逐渐发生较能满足、较为适应的新方法。因此，我们知道新方法之产生，是由于环境的逼迫，原意在补救旧者的缺陷。”[1](191)因此，从事教育改革，对待任何新的方法，实验者都首先要认真研究旧方法的弊端之所在，以及教学改革的需要之所在，其次要研究新方法的产生背景、实施条件及其利弊所在，从而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地采用。舒新城有段话说得很好：“所谓好方法，就是它的适应的量大于不适应的量。最好的、最新的，其适应的量最大，然而决不等于全。所谓坏方法、旧方法就是它的适应的量小于不适应的量。最坏的、最旧的方法，其适应的量最小，但决不是等于零。我们脑中能存这个观念去提倡新方法，仿行新方法，决不以新方法之发生弊端而自馁，也不讳言新方法的弊端，更不为新方法所笼罩而失去判断力。只本着科学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力求发见弊端之所在而实际谋补救之道，使它适应的可能量增至最大限度。”[1](207)
当年的道尔顿制实验失败了，舒新城对此颇为伤感，但他坚持认为，道尔顿制所体现的教育理念却不会因一时的失败而消失。“倘若教育者留意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再注意于儿童个性、‘全人’生活，道尔顿制终当盛行于中国。所以我以为道尔顿制之在中国不是新不新的问题，也不是可以一试不一试的问题，乃是中国教育者是否重视儿童而完成其‘全人’的生活的问题。”[1](528)
半个多世纪以后，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学生个性发展和素质养成再度受到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西方的教育理论又再度登陆中国，一轮又一轮的方方面面的教育改革在中国大地方兴未艾。那么，当年舒新城所担忧的“中国教育界的惯性”是否还存在，当年道尔顿制实验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恐怕都不是可以盲目乐观的。
参考文献：
［1］吕达，刘立德.舒新城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舒新城.道尔顿制研究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0.7.
［3］熊明安，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