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沫若的散文创作
试论郭沫若的散文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对郭沫若所处的历史地位，大都从诗歌和历史剧两个方面予以评述，说他是新诗的奠基人、历史剧的开创者，而很少评述他在小说和散文两个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在散文方面的创作情况。
这里说的郭沫若的散文，是指广义理解上的散文而言的。就是说，他的除小说、诗歌、戏剧这三种文学样式以外的全部文学作品。郭沫若的散文作品，样式既全，数量又多，是他文学创作成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仅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的《郭沫若文集》为例，这里除了一般的叙事散文、抒情散文以外，还有报告文学样式的新闻性的散文；有游记，参观记和访问记等形式的描写性的散文；有传记和回忆录等形式的历史性的散文；有时评、书评、短论、杂感等形式的议论性的散文等等。总之，郭沫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创作的散文作品，其总量至少在二百万言以上。这些散文作品，不仅在郭沫若自己的创作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显要地位，而且在“五四”以后的散文创作领域，也占有令人瞩目的突出地位。
由于郭沫若的生活经历及社会活动范围极其复杂广阔，所以他的散文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是极为复杂，极为广阔的。他的散文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周围的复杂多变的客观世界；二是作者自己的复杂丰富的主观世界。
关于描写作者周围客观世界的散文作品，主要是指那些描写作者周围的人、事、物的存在状态，历史演变、发展趋向和生命价值的散文作品。关于描写主观世界的散文作品，主要是指那些描写作者自己生活、学习、创作、婚姻、爱好、交往，以及参加革命实践的种种活动和种种感受的散文作品。郭沫若的“客观”与“主观”这两个“世界”，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几乎是同时给予展示的。描写客观世界时，没有忘记描写主观世界；描写主观世界时，也没有忘记描写客观世界。作者奉行的原则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而不是单向选择，轻载运行。例如，《我的童年》[1]一文，既叙写了作者家乡沙湾镇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人情风俗，叙写了作者家庭的中途发迹、人口的构成、父母的身世、兄长的性格，叙写了嘉定府的名山秀水，古代文人的逸闻趣事，乐山高等小学校政的腐败，嘉定府中学教师的丑言恶行，以及学生与军人发生的冲突，从而掀起的旨在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学潮；同时也抒写了作者在进私塾、考高小、升中学等几个学习阶段中，因为求知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偷读文学作品，或热忠校政改革，或结伴游山玩水，或聚众酗酒赌博，以至受到训斥、开除等种种行动与种种感受。再如《创造十年》[2]一文，既叙写了日本福冈的市容建设、自然风光、名胜古迹、以及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情绪，叙写了“夏社”成立的宗旨目的、活动情况，叙写了“创造社”成立的经过、社刊的筹办、成员的思想，以及“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作者与泰东书局的交往；同时也抒写了作者在日本留学期间，与东京一家医院的护士安娜结婚，与中国留学生一起从事“夏社”活动，作者在上海泰东书局帮忙期间，一边编刊物、搞著译，一边联络友人，积极组建“创造社”的种种行动和种种感受。《创造十年续编》一文，既叙写了“创造社”后期的成员改组，上海学艺大学的创办经过，上海“五卅”反帝运动的浩大声势，以及成仿吾、漆树芬、沈松泉、张静庐等友人的家境、为人、思想、著述等有关情况；同时也抒写了作者因为翻译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为参加“齐卢战祸”的实地调查，而开始接触中国农村实际，因为奔赴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职，而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行动和种种感受。再如《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脱离蒋介石以后》两文，既叙写了蒋介石在北伐革命的关键时刻，竟与九江、安庆等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操纵地痞流氓分子屠杀工农群众，逮捕党部进步分子，制造一系列惨案，叙写了蒋介石对作者的拉拢收买，武汉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革命队伍的思想混乱，总政治部的分化瓦解等情况；同时也抒写了作者对北伐战争的叛徒蒋介石识别、斗争、决裂的种种行动与种种感受。再如《洪波曲》[3]一文，既叙写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抗日救亡的形势，蒋介石被迫组建军委政治部的情况，国民党右翼分子假抗战真抓权的反动面目，叙写了政治部第三厅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计划、形式、规模、反响，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纪念大会的盛况，武汉三镇各界人士的献金狂潮，叙写了前方爱国战士的抗日情绪，各地人民群众的支前行动，蒋介石“御前会议”的召开，张群、宋美龄、张季鸾、王云五等各种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的各种表现，叙写了政治部的几次撤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叙写了苏联“正义之剑”帮助中国保卫大武汉，朝鲜“义勇队” 帮助中国保卫大武汉，而国民党军队却不战自溃，致使武汉、沙市、长沙等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的情景，叙写了日本发表“近卫声明”以后，蒋介石降战不决、汪精卫公开投敌，政治部撤到桂林等情景；同时也抒写了作者回到中国以后，广泛接触夕日友好，接触共产党人，接触国民党政府要员，最后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种种行动与种种感受 。例如《苏联纪行》一文 , 叙写了印度的加尔各答、新德里 , 伊朗的德黑兰 , 苏联的莫斯科等地的人情风物和作者的种种感受 。此外 , 象收在《文集》十至十四及第十七诸卷中的一部分短论和杂文 , 既叙写了旧中国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各种领域发展的趋向、存在的问题、出现的论争 ；同时也抒写了作者对旧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和科学 , 以及对古今中外的名人、名事、名作、名物所做出的分析、鉴别、认识和评价,从而表现了作者对那些旧的、丑的、反动的、不合理的人、事、物的强烈抨击 , 对那些新的、美的、进步的、理想的人、事、物的热烈追求 。
总之,阅读郭沫若上述这些散文作品,作者周围的客观世界和他自己的主观世界,已经十分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个客观世界,是一个以作者自己的生活轨迹为圆心,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纵深为半径的客观世界,是一个充满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前进与倒退、美好与丑恶的客观世界。在这个客观世界的范围内,不论政治风云的变幻,还是自然风物的消长,不论是文学社团的聚散,还是教育制度的更迭,不论是人情世态的炎凉,还是亲朋密友的往还,它们真实的状貌,发展的轨迹 ,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多层次的描摹。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散文作品,是他的一部家史,是他的家乡的一部风俗史,是四川的一部革命斗争史,是创造社的一部聚散兴衰史,是北伐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一份忠实纪录,是展示日本、印度、伊朗、苏联等异国风采的一批长轴彩色画卷,是他赖以生活、读书、创作、革命的周围客观世界的一部断代断域发展史！这个主观世界,是一个新诗的奠基人、历史剧的开创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充满苦闷与乐观、放荡与进取、偏狭与无私,但是最后一次又一次地冲决各种束缚,一次又一次地赢得各种胜利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从他的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 他怎样生活、怎样读书、怎样交友、怎样创作、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哺育,怎样接受共产党人的指导,怎样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怎样追求光明、美好、自由、幸福的崭新境界,它们真实的状貌,发展的轨迹,也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多层次的描摹。
正是因为这样 , 我认为郭沫若的散文作品 , 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首先 , 他用散文形式描摹的周围客观世界的真实状况及其发展轨迹 , 对于人们认识旧中国的本质特点 , 对于人们认识新中国孕育漫长、艰难成长的曲折历程 , 提供了一部极为生动的教材 ；其次 , 他用散文形式描摹的自己主观世界的真实状况及其发展轨迹 , 不仅对于人们认识一个伟大作家的成长历程 , 大有裨益 , 而且对于人们了解作者在政治上的 一些出色见解 , 在文化上的一些可贵主张 , 在科学上的一些重要阐释 , 也很有帮助。
郭沫若的散文 ,不仅它的思想内容复杂广阔 , 而且它的艺术手段也十分丰富多采。在这些十分丰富多采的艺术手段中 , 我认为比较主要的有 :
一、议贯其文，情满其篇
在散文作品中,议论和抒情是作者表述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是作者表现作品主题思想的两种主要手段。因此它为古今中外的所有散文作家所重视。然而郭沫若笔下的散文,不仅很好的继承了古今中外优秀散文作家的这一传统,而且他还把议论和抒情这两种表现手段的功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他的散文作品达到了写人叙事即议、写景状物即情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散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我们先看他散文作品中的议论。在他的散文作品中,除了那些时评、书评、序跋、杂文等专事议论的散文作品以外,在那些以写人叙事为主的散文作品中,也总是逢人必议,逢事必议。当然,这些议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给予平均对等的篇幅,而是根据作品主题的需要,作者熟悉的情况,而给予程度不同的议论。例如,对于他的舅父,家里的轿夫,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和赵尔丰,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蒲殿俊和罗纶,国民党政府的要人张群、康泽、张厉生、李宗仁等人物；对于自己家庭的发迹，蒙学堂的改革,乐山高等小学的校政，嘉定府中学的学潮,成都分设中学的请愿,日本各级学校的创办等事件,或由于作品主题不需要,或由于作者不太熟悉,因此都是给予直接的简明的议论。例如 ,对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 ,他的长兄,他的三个夫人,创造社的朋友郁达夫、成仿吾,北伐途中的顶头上司邓择生,政治部的负责人陈诚、周恩来,三厅的主要成员田汉、张曙、阳翰笙,以及国民党首脑蒋介石等主要人物；对于自己的几次求学,自己的第一次结婚,四川的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政局,北伐军对武汉的攻克。蒋介石对北伐革命的背叛,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的和谈等主要事件,或由于作品主题非常需要,或由于作者非常熟悉,因此作者都是展开联想,更换审视角度,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议论。这些议论,有的纵笔驰骋,汪洋恣肆,但是它并不使人感到节外生枝,离题万里,而是使读者从整体轮廓上,从前后左右的联系中,深刻地了解这些人物和事件。因比,郭沫若散文中的议论,是叙述和描写这两种艺术手段的重要补充,是反映生活、表现主题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艺术手段。
感情纯真而自然的流露,是郭沫若散文的又一大特色。郭沫若的抒情散文,有的是对故乡自然风光的描绘,有的是对祖国山河的抒情,有的是对慈母的情思,有的是对挚友的怀念,有的是对中华优秀儿女的赞颂,有的是对战地的缅怀,有的是对现实的感慨。郭沫若的故乡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所谓“绥山毓秀,沫水钟灵”。他的《峨眉山下》描绘了乌龙山的风光：“山木葱茏, 青翠之极”，“山境清幽”,“晚间或凌晨 ,在那山下浮舟 , 有一种清深的净趣”。对巍峨秀丽的峨眉山 , 寄托了他的一片深情 。郭沫若对故乡的山水是那样的怀恋。《月蚀》描写山峡奇景 ,再次赞颂四川的山水：“我们四川的山水真好 , ……巫映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没有。山流两岸对立着很奇怪的岩石 ,有时候真如象刀削了的一样。山头常常戴着白云。船进了峡的时候 ,前面看不见去路 ,后面看不见来路,就好象一个四山环拱的大湖 ,但等峡路一转又是别有一洞天地了。人在船上想着山顶的时候 ,仰头望去 ,帽子可以从背后脱落。我们古时的诗人说那山里面有美好绝伦的神女 ,时而暮雨 ,时而为朝云 ,这虽然只是一种幻想 ,但人到那地方总觉得有一种神韵袭人 ,在我们的心眼间自然会生出这么一种暗示。啊啊 ,四川的山水真好 ,那儿西部更有未经跋涉的荒山 ,更还有未经斧钺的森林 ,我们回到那儿 ,我们回到那儿去罢 ! ……”[4]多么美丽 ,多么神奇 ,引人遐想 ,引人神思。
别林斯基说，“纯抒情的作品看来仿佛是一幅画 ,但主要之点实则不在画 , 而在于那幅画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感情。”（《别林斯基论文学•诗底分类和分型》）郭沫若“不忘自我”,“不忘自然”（郁达夫语） 对祖国山河尽情赞美。抒情散文《舟游阳朔》对阳朔山水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 犹如一幅水墨画。写到桂林“奇特” 的山：“ 一座座山峰各不相连 , 拔地而起。而千万个峰顶各呈奇状 , 或如乱迭云母 , 或许斜倚画屏, 或如螺 , 或如菌, 或如书帙在架 , 或如矛头插天 , 象鼻、狮头、马鞍、人帽 , 无形不备。写到漓江的水：“漓水很清洁 , 水流很缓, 平稳地在两岸的山峰中间迂囚。有点微雨 , 更增加了情调。空气是凄冷的 , 远峰每半藏在烟霭之中 , 时有水鸟成群而游。整个情景好象在梦里。”《路畔的蔷薇》等六篇小品 , 是一组牧歌式的抒情短歌。在《山茶花》中写了“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的一种风味 ”。在《夕暮》中展现出一幅 “田家乐” 的农村风俗画。在《路畔的蔷薇》中 , 作者以被遗弃的“凄凄寂寂地飘零”的蔷薇 , 来比喻自己在异乡的飘泊 , 拾起它“ 供养 ”在“ 破土瓶中”, 以慰藉自己孤寂的心灵。作者因此有了很深的感触：“蔷微哟 , 我虽然不能供养你以春酒 , 但我要供养你以清洁的流泉 , 清洁的素心。你在这破土瓶中虽然不免要凄凄寂寂的飘零 , 但比遗弃在路旁被人践踏了的好罢 ?” [5]这里作者是用蔷薇来自况的 , 蔷微的不幸遭遇 , 引起了他无尚的怜悯与同情 , 同时他用自己对蔷徽的爱抚 , 来安慰在异国孤寂的心绪。虽然 , 作者是很留恋他青春时期的浪漫生活的 , 希望青春能为他留步 , 但无情的生活一天天地把作者逼到了十字街头 , 他的青春已逝 ：“啊 , 死了的我昨日尸骸哟 , 哭慕的是你自己的灵魂 , 我的坟墓究竟往那儿去了呢 ?”（《墓》）这几篇小品 , 留下了作者“青春的踪迹”, 但它已经“无法挽留了”, 眼前是“炎炎的夏日当头”。这些追寻幻美的牧歌式的散文 , 是郭沫若当时的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 , 它以浓烈的抒情浪漫的笔调 , 写出了一个现实的、有血肉的“自我”的形象——一个在贫困 , 寂寞的人生旅途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观的热情是灼热可感的。郭沫若说：“ 我在日本时生活虽是赤贫 , 但时有牧歌的情绪袭来 , 慰我孤寂的心地 , 我这几章小品便是随时随地就把这样的情绪记录下来的东西。”（《小品六章•序引 》）
郭沫若在日本作为客外游子 , 便思念他的慈母。《芭蕉花》回忆了他摘芭蕉花为母治病 , 抒发了对母亲思恋之情。《铁盔》通过母亲作“铁盔” 保护儿子头颅的故事 , 抒发了作者对母亲怀念之情。《丁东草三章》中的《丁东》篇 , 是写郭沫若对儿时好友吴尚之的怀念。抒发了作者纯真的思慕之情 ,“我思慕着丁东——可是并不是那环佩的丁东 , 铁马的丁东 , 而是清冽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里的那种丁东。清冽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里。井上有大树罩荫 , 让你在那树下盘旋 , 倾听着那有节奏的一点一滴 , 那是多么清爽的凉味呀 !”作者思慕之情不从吴尚之本身下笔 , 而从故友住的地方（丁东街的丁东井）的丁东声写起。情随景出 , 景出情深 , 以造成声情交融的艺术境界 , 思慕之情尤深。
对中华优秀儿女的缅怀 , 也是郭沫若抒情散文的重要部分。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 , 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致力于国民革命 , 推翻封建王朝 , 创建民国 ,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哀感》写于孙中山逝世的第二天。通过一位商人的哀戚表情而引起作者的种种联想 , 赞颂了孙中山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美德。孙中山患了肝癌 , 视死如归 , 仍然为革命奔走 , 为人民战斗 , 这是一首对伟人的赞歌。对于孙中山之死 , 作者不仅心里“ 酸痛”, 而且“禁不着也涔出了眼泪”, 表达了由衷的思慕与敬意。《谒陵》再次赞颂了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颂更是如此 , 如前所述的《桃园新村之行》 , 就表达了作者对周恩来的崇高敬意。
《重庆值得留恋》表达了作者依依惜别的深情。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 , 曾在这里战斗过。抗战胜利了 ,“好些人要离开重庆了 , 重庆又似乎值得留恋起来 ”。重庆山城虽然崎岖不平 , 但被铲“成一座相当近代化的都市”,“ 更能表示人力的伟大”； 重庆虽然多雾 , 但在雾中观景 ,“那实在是有形容不出的美妙”, 重庆虽然炎热 , 但“实在是热得干脆”； 重庆的物资丰富 , 交通发达 ,“真可以称为地上天堂 ”。更主要的是在重庆坚持战斗的革命战士与共产党人 , 他们和“特种老鼠” 进行殊死的斗争 , 决心拨开重庆的浓雾 , 使重庆人民重见天日 , 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所以 , 作者深情地提出“ 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 , 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 ?” 《银杏》是一曲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赞歌。作者托义于物 , 状物抒情 , 描绘了银杏株干的端直 , 枝条的蓬勃 , 叶片的青翠与莹洁。在夏天“为多少穷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6] 在秋天翻作“ 飞出满园的蝴蝶”, 在冬天“槎桠的枝干撑在太空中”, 凌风傲雪 ,“ 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易 ”, 突出了银杏端直而坚牢 , 葱茏而庄重的风格。作者抓住了银杏美、真、苦的本质特征。他视为“ 奇珍”, 称为“国树” , 誉为“东方的圣者” 、“ 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 ”。作者又以满街的“洋槐” 和满园的“ 幽加里树”, 象征着帝国主义的入侵 , 讽刺和抨击了“首善之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
另一类抒情散文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感受。郭沫若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 , 前后有所不同。但随着他参加社会的实践 , 日益加深了对它们的理解。他曾把“五四”以后的中国 , 看作是“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 但是 , 他逐渐认识到现实的社会 ,当前的中国 , 并非象他想象得那样美好。他在 1923 年写的《梦与现实》就突出了恬适的梦与悲惨人生的尖锐对立。 1925 年为《塔》写的题词说 ,“无情的生活 , 一天一天把我逼到了十字街头 , 象这样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 , 怀古的幽思 , 怕没有再来顾我的机会了”。郭沫若从日本结束学业回到他日夜眷恋的祖国 , 看到的却是“ 满目都是骷髅 , 满街都是灵枢”, 使他“从梦中惊醒”, 感到“幻灭的悲哀”。（《上海印象》）在《月蚀》中发出控诉：“可怜的亡国奴 ! 可怜我们连亡国奴都够不上”,“象这上海市上垩白砖红的华屋 , 不都是白骨做成的么 ?” 郭沫若参加革命后 , 针对北洋军阀、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帝国主义的侵略 , 写出了政治性很强的散文 , 富有相当大的鼓动性与感染力 。
二、语言丰富，诗意浓浓
郭沫若散文的语言生动活泼、丰富多采 , 有些读来“铁骑突出刀枪鸣”, 有些读来“凄凄惨惨戚戚”；有的畅如流水 , 有的幽如古径 , 有的大处着墨 , 风雨雪电 , 汪洋怒肆 , 有的小处着眼 , 语微意深 , 玲珑透剔。这种多样化的语言风格 , 增强了郭沫若散文的打动人心的魅力。作者曾在《怎样运用文学的语言》中说：“最好要简洁 , 和谐 ,熨贴 , 自然。任何一种对象 , 无论是客观的景物或主观的情绪 , 要能够用最经济的语言把它表达得出。语言除掉意义之外 , 应该要追求它的色彩、声调、感触。” 在艺术实践中 , 他也为我们做出了示范。
简洁 “简炼是才能的姊妹”（契诃夫语）。散文的篇幅一般不宜太长 , 咫尺之间 ,竟烟波云海 ,天地开阔 , 是散文作家孜孜以求的境界。郭沫若深得其中之妙。《梅园新村之行》刻划周总理的形象 , 只用了“轩昂的眉宇 , 炯炯的眼光”寥寥数字 , 便使周总理的神采风姿如特写镜头凸现在纸上。这样的描写 , 洗炼地传出了人物的“神”。
和谐 和谐才能给人以美感。《水墨画》表现的是作者早期饱尝了人生的“苦味之杯”后 , 既不满现实但又无法排解心中的郁闷的感情。文中写“ 天空一片灰暗 ”,“ 海水的蓝色浓得惊人”， “海中的岛屿和乌木的雕刻一样静凝着了”,“ 红砖砌成的高耸的烟囱上 , 冒出了一笔灰白色的飘忽的烟……, 多种冷色构成了一幅沧凉的水墨画 ,而“红”字在作品中恰与冷色相映衬 , 岛屿的“静凝” 和轻烟的“飘忽”又相反相成 , 这些都正好与全篇弥漫着的“一种淡白无味的凄凉的情趣”[7]丝丝入扣 , 可见作者遣词时十分注意造成一种和谐的美。
熨贴 运用语言要求准确、贴切。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 , 离开了语言的准确性 , 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就会变形。《黄钟与瓦釜》 中把喧嚣一时 , 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比作“瓦釜”, 把马列主义比作宏音铮铮的“黄钟”, 抓住了本质特征 , 非常贴切。 至于用词造句的熨贴 , 郭沫若的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 , 不再赘言。
自然 只有自然才能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 矫揉造作的泥牛木马不会打动人心。《芭蕉花》写海外游子秋夜思母的感情 , 语言是那样朴实、真切 , 仿佛纯真的小孩依偎着慈爱的母亲低低细语 , 又象在和人们娓娓叙述着家事 , 极能唤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
简洁 , 和谐 ,熨贴 , 自然的语言，在郭沫若笔下任意挥洒 , 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艺术效果。请看《科学的春天》的结尾“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 , 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 ,这是人民的春天 , 这是科学的春天 ! 让我们张开双臂 , 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 这确实是一段声态并作 , 文情并茂的好文字 , 数十字内 , 叙写节令转换 , 描绘美好风光 , 有欢呼 , 也有召唤 , 有飞腾的气势 , 更有壮美的激情 ! 音乐的节奏感 , 明丽的色彩，把春天写得多么富有生机 ! 你甚至可以听到春天行进的脚步声。
作者在语言运用上的另一显著特色 , 是用拟人化等手法 , 把自然界中无形的东西写成有形 , 并给人以鲜明的动感。“秋天来了 , 它对于自己的戏法好象忍俊不禁地破口大笑起来 , 露出一口的皓齿 , 那样透明光嫩的皓齿你在别的地方还看见过吗 ?”（《丁东草•石榴》）几句话写得情趣盎然 , 把石榴开花写成了娇俏的少女似的 , 那笑态 , 那皓齿 , 竟使人有历历如在目前之感! 此外如“欢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霭中游泳”( 《夕暮》) ,“舐岸的微波吐出群鱼喋媳的声韵 ”（《水墨画》）, 这里的“游泳” 、“舐” 、“ 吐” 等字微词妙选 , 用得出神入化 , 可算是“看似寻常最奇崛 , 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诗句）。
“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高尔基）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说 :“ 散文应当是有翅膀的， 这一点不能忘记。”想象赋予了散文充实的生命力 , 没有想象就没有散文 , 也没有散文的诗美。郭沫若自己说过：“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8]他不仅在诗歌、戏剧创作中显示出丰富的想象力 , 在散文创作中 , 也常常给思想插上腾飞的翅膀 , 使自己的作品充满诗美和梦幻美。
《痈》这篇散文一开头写自己胸部右侧生了一个小疖子 , 后来一天一天长大 , 成了“恶性的痈” , 自己在家静养 , 但却久不见化脓 , 因此“范增疽发背的故事 , 总是执拗地要在大脑皮质上盘旋。还有一个更执拗的想念是: 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未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 , 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不久疽化脓了 , 用手一按 ,脓“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 感到“真是快活”, 由此想到体内的白血球和 “外来的强敌抗战了足足十日”, 为“ 一大群阵亡的勇士”“ 感伤得快要流眼泪”。正在这时 , 邮差送来《东方文艺》，翻开一看 , 又见到那《新钟创作丛刊》的预约广告 ,便回想起此前这广告已经在一本书的后面登过一次 , 将自己的“历史小品集”删去了“集”字而成了“历史小品”, 而今《东方文艺》上登的广告又将“品”字删掉 , 成了“历史小 郭沫若 四角半” 。他想 , 如果“循着这一字递减例,这预约广告再登三回,相信会是:“历史 郭沫若 四角半”,“历 郭沫若 四角半”,“郭沫若 四角半”。作后愤慨地写道：“九九归元 ,‘ 郭沫若 ’的价值弄来弄去只值得‘四角半 ’” 。接着作者在“历史小”三字中感到了天启 , 批判了“守旧派”把历史看得太大 , 而把现实和未来看得太小的错误倾向 , 寄希望于青年。这篇散文由实想到虚 ,由“疽” 想到体内的卫士白血球 , 再想到抵御外来强敌； 接着又由预约广告的掉字展开同类联想 ,推理想象到“郭沫若 四角半 历史小”, 然后发感慨 , 生议论 , 通过一些生活小事表现出深刻的主旨。丰富的想象 ,恣放的文笔 , 给作品注入了诗情, 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美妙的艺术天地。
在文艺创作中 , 以梦幻作为对象或媒介来表现审美理想的作品不胜枚举 , 这是因为艺术的梦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想象力的潜能 ,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使艺术的表在范围更为广阔,手法更为灵活。郭沫若的散文中有一些就是以梦幻作为对象或媒介来展开想象 ,将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借助于幻想表现出来,构成独特的艺术境界,给欣赏者以美感。一九二三年写于上海的《梦与现实》,上半部分写的就是梦境: 公园里阳光和暖 , 空气芬芳 , 彩蝶翻飞,我坐在树下读英文诗 , 眼前的蝴蝶变成翩翩女郎 ,把麝香豌豆的花茎作成花圈，向我投掷。下半部分则立即将镜头对准现实：上海静安寺的广场上 ,一个瞎眼的女乞丐在朔风中穿着破烂的单衣 ,她用一条漆黑的布带将四岁的女儿背在背上 ,用竹竿得得地点着向福熙路上走去 , 她们晚上御寒的就只有围在腰间的两件破衣。作者心情沉重地写道：“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找, 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寻找 , 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 ?” 这里梦境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 ,产生巨大的反差,充分表达出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愤憎和不满。弗洛依德在《梦的解释》中认为 , 梦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的生活欲望在现实中无法满足 , 便以梦来获得暂时的宽慰。艺术家的理想、愿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 , 就借梦来渲泄来表达。文中“适意”的梦境 ,正是作者深感现实生活的严酷而幻想出来的,它体现了作者的情感 , 表现了作者的理想 , 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是对旧的社会制度的否定。文中因梦言情 , 借梦述志 , 对比联想 , 增添了一种诗的氛围,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此外 , 郭沫若在不少散文中还大量运用了形象想象 , 他舒展想象的羽翼 , 把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感受加以形象化,达到“登山则情满于山 , 观海则意溢于海” 的艺术境界。《月蚀》以作者的见闻和感受 , 写出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意识，, 表现出作者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对帝国主义的愤憎。文中运用浪漫主义手法 , 张开思想的翅膀 , 将楼房写成由“白骨做成”, 赋予民间传说中的“天狗吃月”以“如今地球上新生活着的灵长 ,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马纳瓜母,不仅是吞噬日月,还在互相啮杀么?”的新的意象,对于“考古学” 的新发现,则赋予洋服衬衫上的硬领和领带“不是和狗颈上套的项圈和铁链是一样的么”的象征 , 使人感受到浓郁的抒情气氛,表达出作者鲜明的爱憎。《丁东草•石榴》这则抒情小品对石榴的描写更是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 ,将红色匀称的石榴花想象比喻为“是谁用红玛淄琢成了那样多的花瓶儿，而且还精巧地插上了花?”,“单瓣的花虽没有双瓣者的豪华,但他却更有一段妙幻的演艺 , 红玛瑙的花瓶儿由希腊式的安普刺变为中国式的金镭,殷、周时古味盎然的一种青铜器。博古家所命名的各种素彩 ,它都是具备着的。” 秋天石榴结出果实,作者通过想象写得颇有情趣：“秋天来了,它对于自己的戏法好象忍俊不禁地 ,破口大笑起来, 露出一口的皓齿。那样透明光嫩的皓齿，你在别的地方还看见过吗 ?”这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文字 , 无疑是想象的功劳。作者抓住事物的特征 , 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 ,发挥、丰富和充实形象描写 , 使作品洋溢着诗情画意。
郭沫若的散文富于诗意美 ,还同他的美学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郭沫若自己说过:“ 广义的来说吧 ,我所写的好些剧本或小说或论述 , 倒有些确实是诗”。“小说和戏剧中如果没有诗 , 等于是啤酒和荷兰水走掉了气 ,等于是没有灵魂的木乃伊。”[9]他认为“诗是文学的本质 , 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诗是情绪的直写 , 小说和戏剧是构成情绪的素材的再现”[10],这就可以看出郭沫若是非常重视和强调文学作品中的诗情的 ,他不是把诗意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作品的灵魂 ,是文学的本质。在这种美学观的指导下 , 他的文学作品自然大都写得诗意盎然 , 例如历史剧《屈原》、《棠栎之花》、《虎符》、《高渐离》 , 杂文 《来他个“四面倭歌” 》、《告国际友人书》 , 以及带有浓厚自叙色彩的“身边小说”,描写古人古事的历史小说等莫不如此。散文曾被人称为“情种” 的艺术 , 它所表现的主要是作者自身的感受 , 无论是写景、写人、记事 , 其目的都在于抒写作者的主观感情, 因此 , 散文较之小说、戏剧、杂文同创作主体“情”、“意” 的关系更为密切 , 它同诗一样 , 是“ 情绪的直写”,不管这种“情”、“ 意” 的表达是直露的也好 , 或是蕴藉的也好 , 只要真挚、深切、浓厚 , 其本身就带有盈盈诗情 , 所以也必然就会闪现出诗意的光辉。
三、结构散活 ,笔法自由
结构是一篇作品的基本框架 , 它将感性材料有机地、有序地组合起来 , 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散文作品的结构要为表达思想,抒发情感服务 , 要以作者所要表达的情和意为准绳 , 该怎么写 , 就怎么写 , 绝不要用固定的形式、现成的套子、僵死的框框去限定它、束缚它。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就说过：“吾文如万斛泉源 , 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 , 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 , 随物赋形 , 而不可知也。” “随物赋形”, 不拘成法 , 正是散文对结构的要求 ,亦是散文“ 散” 的一种表现。郭沫若的散文内容丰富 , 热情奔放 , 他自己思想解放 , 绝少保守 , 这就决定了他的散文在结构上必然随意生态 , 自由活泼。
《痈》这篇散文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作品一开始写自己胸部右侧生了一个痈 , 但却久不见化脓 , 作者由此生出感慨：“ 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 ,真正是已经变到不能抵抗外敌了么 ?” 一天清早起床 , 觉得疼痛减轻了 , 原来痈终于出脓 , 当看到“穴孔中有灰黄色的脓厚液体冒出”时 , 他“ 为这庄严的光景又感伤得快要流眼泪”, 他由衷地赞美“一大群的阵亡勇士”, 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活” 。写到这里 , 文章一笔宕开 , 说他此时接到《东方文艺》 , 翻看之时 , 发现里面登的《新钟创作丛刊》的预约广告。这广告己登过两次 , 先是 “ 历史小品集 郭沫若 四角半”； 再登时 , 删掉“集” 字 , 变成“历史小品 郭沫若 四角半 ”；这次又删掉一字 , 成了“历史小 郭沫若 四角半” 。循着这一字递减例 ,这预约广告再登三回,作者相信会是：
“历史 郭沫若 四角半”
“历 郭沫若 四角半”
“郭沫若 四角半”
作者似乎有点愤慨地写道：“郭沫若” 的价值弄来弄去只值得‘四角半 ’。好的 , 有‘四角半 ’存在新钟书局 , 再隔十年 , 我要叫我的孩子们向他们用复利算去讨账。”文章到这里 , 作者就此打住。转而又就“历史小” 大发议论 , 认为“ 这‘历史小 ’ 三个字确是一个天启”,中国的“守旧派都把历史看得大”, 而把现实和未来看得小 , 他寄希望于未来。最后再把笔落到“痈”上 , 说“刚才压消了的肿 , 又恢复了转来” , 担心“该不真‘有生命之虞 ’ 吧 ?” 然后 , 出人意外地这样结束全文：
“然而——
‘朝闻道，’孔子曰，‘夕死可矣。’
我清早闻得‘历史小’之道，即使今天晚上死就死于痈，我也是值得的！
值得多少呢？
定价——
四角半。
预约——
倒贴邮票二分奉送。”[11]
这确是一篇奇妙的文章 ! 作者以“痈” 开头 , 以“痈” 煞尾 , 但本意却又并非在“痈”上 , 而是以“痈”为引子 , 大加生发 , 笔随意走 , 纵情挥洒 , 充分表达出在民族危难之际对抵御外敌的渴望 , 抒发了自己遭受政治迫害 , 流亡日本的愤慨。作者自己说这篇散文是“横冲直闯地写”, 全篇的确写得纵横逸宕，, 极富变化 , 为行云流水 , 似天马行空。但这种结构上的“散”, 又未离作品的主旨和抒情的需要 , 既显得波澜起伏 , 却又是散而不乱的整体。
总的来看 , 郭沫若的散文 , 一般不以严谨见长 , 结构较为松动 , 他在抒情、记事、述怀时 , 有时将话题扯得较远；有些内容看起来与主题关系也不密切；在材料的组合上具有较大的跳跃性。但纵观全文又并非松松垮垮、散乱无章 , 仍然注意讲究构思 , 做到散中有序 , 放得开而又收得拢 , 这正是所谓“形” 散而“神”不散的艺术。
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副镌》上的《芭蕉花》是一篇优美的叙事散文 , 作者带着真挚的感情为我们述说了一个幼年寻找芭蕉花为母亲治病而又受责的故事。文章开头以“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 , 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一句话拉开序幕之后 , 随即用较多的篇幅转入对母亲幼年的身世和种种不幸遭遇的介绍 , 叙述了母亲一家在贵州如何惨遭不幸 , 又如何死里逃生。十五岁嫁到郭家以后 , 由于家道寒微 , 又多子息 , 受到了不少累赘 , 由于过于劳苦 , 身体异常衰弱 , 得了“ 晕病” 。然后又介绍了四川乡下传说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 , 最后才落到用芭蕉花为母亲治病这件事上来。但刚写了几句 , 作者又将话题扯到明末清初的移民{学}运动 , 说张献忠剿四川以后 , 自己的祖先从福建汀州移入四川峨眉山下 , 村里还建有福建人的会馆。接下去才真正归到正题 , 叙述自己和二哥为了给母亲治病 , 偷摘了会馆天后宫的芭蕉花 , 引起父母的伤心 , 受到责备。从表面上看 , 这篇散文中对母亲种种不幸经历的述说和对明末清初四川移民的插叙似乎离题太远 , 无关紧要 , 显得松散。但如仔细研究 , 才发觉作者在谋篇布局上是认真下过功夫的 ,它们显然为芭蕉花的故事作了很好的铺垫 , 如果没有这些叙述 , 作品中反对封建宗法观念之 “意” 的表达就会受到影响。虽然这些材料之间具有一定的跃动性、断续性 , 但都是围绕芭蕉花的故事来进行组合的 , 加之文中用“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 两句话将它们连在一起 , 这就更使全篇看似散而实不散。
此外 , 《鸡之归去来》也是这样。这篇散文记的是一只鸡的去来 , 自己家的一只母鸡被 H 木匠的老板娘借去抱鸡子 , 五个礼拜后还回来了 , 但第二天便被人偷去 , 不久却又奇迹般的被送回来了。这本是一件生活小事 , 但作者通过它披露了自己在日本所过的囹圄生活 , 暴露了日本社会的黑暗。在推测母鸡失踪的原因时 , 作品用了很长一段文字介绍朝鲜人在日本大地震后恢复东京的功绩 , 描写了他们牛马不如的生活景况 , 评说了当地人对他们的流言和中伤 , 这些如象与鸡的归去这事本身关系不大 , 似乎有些离题太远。但仔细一看 , 这篇文章作者的目的并不在记鸡的去来这件琐事 , 而是以鸡为由 ,扩展开去 , 揭示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日本人号称“ 世界第二”大都市东京的再生 , 是同八、九万朝鲜人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 但他们最后得到的却是“失业”, 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日本统治者对朝鲜人民的剥削和欺压； 也揭示了亡国奴所受到的非人遭遇 , 使作品的社会意义更为深广 , 思想内涵更加丰富。前面提到的《月蚀》也有这种特点 , 以观月蚀为点 , 向四方八方辐射。作者回国以后 , 连公园也不曾带孩子们去过 , 因为华人与狗是禁止入内的。八月二十六日夜 , 将见月蚀 , 他想带家人去吴凇海边观月蚀 , 却因付不起高昂的车费而未成行 , 引起愤慨 , 接着他写了关于月蚀的古老传说和妻子荒诞的恶梦 , 还提到所谓“考古学”的新发现 , 也表达了对家乡秀美的自然山水的眷恋和对快乐生活的向往 , 文中描写对象在现实与想象、时间与空间之中不断变幻 , 古今中外都涉及到了 , 好象头绪很多 , 结构松动 , 但它们却繁多而不杂乱 , 作者用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帝国主义、反动统治者的憎恨这条情感的纽带将它们串缀起来 , 使文章既具有“发散性” , 又富有“收束性” 。
郭沫若散文的“散”还表现在笔法上 ,他的散文作品文有情致 , 笔有跌岩 , 随着情思的奔涌 , 情节的铺叙、人物的描述 , 常运用多副笔墨 , 进行富于情感的描写 , 把思绪、深情表达得很有余昧 , 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美感的陶冶。
《入幽谷》是《洪波曲》中的一章 , 记述了作者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段经历。长沙大火后 , 国民党当局召开南岳会议 , 退守西南 , 玩弄两面手法 , 投敌反共 , 文章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的可耻伎俩和政治阴谋 , 表现出国统区人民和文化工作者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可歌可泣、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开头的“近卫声明”和结尾的“弓和弦”两节 , 史论结合 , 议论较多 , 批驳了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 , 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 , 积极反共的反动实质 , 政论性较强 , 火药味较浓。但中间的“流连南岳”和“舟游阳朔”又显得较为舒缓和宁静 , 好似紧锣密鼓中的一段间歇。前一节写在南岳会议后 , 利用一点空闲与周公等人一起登山的情况 , 有攀登衡山的记述 , 有对峰峦的勾勒 , 也有对蒋介石闭幕词的评论 , 文中既有写景抒情 , 也穿插着叙述和议论。后一节“舟游阳朔”全系记事、写景 , 作者以朴素简炼的笔触勾勒出桂林山水秀美的景致和雨中游漓江特有的情韵 , 以娓娓而谈的笔墨叙述了游览过程中吃喝谈笑的琐事 , 极富生活情趣 , 这两节均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 从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张曙父女之死则于记述中间以大量挽诗、挽词、挽联 , 表达了对这位抗日的进步音乐家的深切悼念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视。由此可见 , 《入幽谷》围绕主要题旨充分展开了多种手段 , 一会儿侃侃议论 , 一会儿纵情抒发 , 一会儿记事写人 , 一会儿勾勒描绘 , 一会儿作诗填词 , 充分表现出笔法的灵活多变。郭沫若这种灵活的笔法 , 并非只见于个别篇章 , 而在他的散文中随处可见。《长沙哟 ! 再见》既有叙事 , 亦有描写 , 还有议论 , 更有抒情 , 充分表达出郭沫若希望收复失地 , 赶走侵略者的爱国深情；《在轰炸中来去》、《前线归来》热烈明快 , 直抒胸臆 , 既有热情洋溢的颂赞 , 又有慷慨激昂的呐喊；《小品六章》、《芍药及其他》语言含蓄隽永 , 饱含诗意 , 《鸡雏》运用排偶句式；《竹阴读画》娓娓而谈；《银杏》咏物抒情；《蚯蚓》拟人言志。由于笔法的自由变换 , 结构的灵活随意 , 常使郭沫若的散文显示出斑驳绚丽的色彩。
总之 , 统观郭沫若的散文作品 , 可以这样说 , 他的观史察今的宽阔视野 , 他的评人论事的眼光 , 他的描摹客观世界的多种手段 , 他的展示主观世界的多种角度 ,这些都说明了他的散文作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境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注释：
[1]郭沫若：《我的童年》，见《沫若自传•第一卷》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2]郭沫若：《创造十年》，见《沫若自传•第二卷》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3]郭沫若：《洪波曲》，见《沫若自传•第四卷》第7-2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4]郭沫若：《月蚀》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第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5]郭沫若：《路畔的蔷薇》，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第2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6]郭沫若：《银杏》，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第2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7]郭沫若：《水墨画》，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第2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8]郭沫若：《文艺论集•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9]郭沫若：《诗歌国防》 ,《沫若文集》第 2 卷 第 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10]郭沫若：《文学的本质》 ,《沫若文集》第 15卷 第34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11]郭沫若：《痈》，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第3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7月出版。
2．《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3．《郭沫若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8月版。
4． 《郭沫若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