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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论略

   摘要：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陆费逵在其事业生涯中积极关注职业教育，形成了深刻而前瞻的职业教育思想。其职业教育思想可概括为：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及人才教育并重，职业界应注重职业道德教育等。
    关键词：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实利主义；职业道德
  
 
    陆费逵，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因主编《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及创办与经营中华书局而享誉中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1917年1月，他与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担任议事部议事员。陆费逵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阐释了其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开拓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
    在近代中国，对于教育方针的讨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难以形成定论，多种教育救国思潮的出现便表明了这些意见的多歧义性。陆费逵对当时民国教育方针的关注始于1912年4月，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向陆费逵征询教育方针问题，陆费逵就以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作了回答。后来陆费逵读到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书》后，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于此间题的理论言说。他认为，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的提法失之偏颇，教育方针的确立不能超轶政治，而应合乎国事与世界潮流，他说：“夫教育方针，当与国是一致，尤当合世界之潮流，非可尽超轶夫政治也。”以此分析为基础，陆费逵指出，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书》一文中所表达的民国教育方针当为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端，仅为世界观与美感教育，对其他三种教育却少有旁及，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他说：“吾谓蔡君意见，并非兼采五端，而实以世界观及美感二者，为教育方针也。”针对这一点，陆费逵发表了《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全面论述了实利主义的目的与功能。
    (一)实利主义可以救国救贫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腐朽，中国陷入了民穷财尽的边缘，也逐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受到延滞。在此境况下，中国先进分子努力寻找救国救民之道，陆费逵对于近代中国的这一局面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然万事根本，实在乎财，吾国大患，尤在乎贫。”正是由于民穷财尽，才导致了国与民破产的境地以及外族的侵略。他这样说：“国家破产，外侮立乘，国民破产，盗贼愈甚，而皆不免于亡。”立足于这样的基点，陆费逵扛起了“教育救国”的大旗。而在其理念中，实利主义是重要途径之一，“今日教育方针，亟采实利主义，以为对症之药。”
    (二)实利主义是沟通“劳心”与“劳力”者的桥梁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劳心”与“劳力”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而陆费逵认为，这两大阶级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其桥梁就是实利主义教育，因为凭借实利主义可以使“普通人民具生活之知识技能，俊秀之士备指挥监督之才”。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属性进行分析后指出：“吾国人之习性，下等社会虽能耐劳而知识缺乏，生活之力遂以薄弱；上等社会文弱优柔，既无耐劳之筋力，又无谋生之能力，”这两大阶级的对立如果不加以解决，则“恐全国皆游民饿莩矣”。
    (三)实利主义可以使人自立，养成高尚人格
    在陆费逵看来，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是否自立，要达此目的，他认为非采实利主义为教育方针不可。陆费逵说：“人之维持生活，既为人生第一要事，教育人人使能够维持其生活，或更从而进步之，斯教育之目的达也。”他还认为，人格的养成也依赖于实利主义，“举凡一切为人之德义，实利主义之教育无不含之。”为养成国民高尚人格，他从“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基本理论出发，毫不掩饰地说：“衣食足而后知礼仪，饥寒不免，则道心变成盗心矣。”
    陆费逵对实利主义目的与功能的全面阐释，打破了当时人们对实利主义教育的误解，在他以及当时诸多人士的影响下，民国初年，教育宗旨明确规定为实利主义教育，并开办了许多实业学校。可以说，他对实利主义目的与功能的理解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先河。后来的学者曾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近代建立在工业基础上以解决谋生为群众服务需要的教育，先后虽有多种名称，而实质乃是职业教育。”(刘桂林，1997)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论述职业教育思想时，就明确指出了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以及实利主义的一致性。比照陆费逵的实利主义言说，他的观点属于职业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则是毫无疑义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对实利主义目的与功能的阐释实际上就是对职业教育目的与功能的全面把握。
    二、职业教育当与人才教育、国民教育并重
    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陆费逵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与人才教育、国民教育并重的观点，从而确立了职业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1911年陆费逵在《世界教育状况》序言中提出：“吾国今日，亟宜注意者有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二也；人才教育，三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恃国民教育。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而国势之隆盛，厥惟人才教育。”在这里，陆费逵把三种教育并重，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在解决国民生计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无职业教育，则生活唯艰。”“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这是我们在陆费逵的教育论著中看到的第一次使用“职业教育”这一名词，当时陆费逵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只是寥寥几字，对职业教育的目的与功能认识也仅仅局限于人民生计上，但他是在构建自己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时把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及人才教育三者相并列而提出这一问题的，触及了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彰显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人民生活困苦的现实，具有浓厚的历史责任感。他在以后的文章中对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作出了更加充分的说明。1914年1月，他发表了《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应当与国民教育及人才教育并重的观点，并凸显了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
    (一)批评了不重视职业教育的错误观点
    民国建立前后，由于重视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在社会上便有人宣讲世界观教育、美育等，对职业教育较少提及。“职业教育在屏除之列”，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则是：“则如惰农之治田，不知耕锄，不知培植，杂五谷于莠稗之中，虽溉之壅之，而卒不能收获也。”针对这一情况，陆费逵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样的错误观点是“以理论言之，未尝无一日之长；以事实言之，则国民自杀之道也”。
    (二)指明了职业教育的概念与重要功能
    陆费逵在1911年便提出了职业教育的名称及其在解决国民生计问题上的重要性，到1914年，他又对职业教育的概念与功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阐释。他说：“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者，所以使中人之资者，各尽所长，以期地无弃利，国富民裕也。”这样陆费逵在阐述职业教育概念的同时，又把职业教育的功能从国民生计上升为地无弃利与国富民裕的高度，是对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升华。
    (三)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民族危亡时期的紧迫性
    民国初创，各种事业正处于建设之中，国贫民穷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陆费逵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职业教育是救亡的重要途径之一，他说：“故吾以为今日欲救危亡，第一须有人才，第二须有款项。”款项的筹集，民族的救亡，在陆费逵看来，舍职业教育而别无他途，如果离开职业教育，他预料：“他国之实业，将充斥于吾国。”结果则是“非以教育救亡，直以教育促亡矣”。

    陆费逵对职业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地位的确立，打破了民国初年只重视国民教育的错误观点和做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费逵在对职业教育作了充分肯定的同时，并没否认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他曾明确地表达过这一点，他说国民教育“特百年树人，为国家长治久安、日进文明之大计，轻视固不可．屏弃百事而仅从事于兹，则尤不可也”。后来，围绕这一问题在中国的讨论较多，科玄论战自不待说，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独立评论》杂志也就教育到底是“致知”与“致用”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他们后来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教育应该是“致用”与“致知”并行而不悖的，两者各有其本身的价值，只不过应该从属于不同部门而已，“致知”由普通学校进行教育，而“致用”则由专门学校来教育。他们这样说：“后者的功用是训练技术人才，而前者是养成‘通人’或‘学者’，两者本当分头兼重，并行不悖。”(君衡，1933)由此可知，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在社会发展中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都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照陆费逵的这一论断，毫无疑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表明了他
 对于中国教育体系的全面设计。
    三、各业当注重职业道德教育
    陆费逵在全面论述职业教育的同时，并没有否认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他认为各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部分，必须对各业进行职业道德教育。
    (一)出版职业界应重视职业道德教育
    陆费逵毕生从事出版业，对出版业界的道德状况深有体会，也对出版业界由于道德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感触颇多，因此他特别强调，出版工作者应加强自身人格和道德修养。1922年他发表的《书业商之修养》便表达了这一诉求。他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可以是高尚的、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判断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良心，良心的不同将产生不同的后果。他说：“吾人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则社会上的人们，读了此书之后，在无形中所获得的利益非浅；反是，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世，则其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所以，他号召，出版者应心地纯洁、思想高尚，这样才能将最有价值的书籍贡献出来。
    (二)著作者应重视职业道德教育
    陆费逵认为，不同的书籍给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书籍的评价也因时因地而不同，他说：“若书则不同，善恶无定型，优劣无章程。”但有一点陆费逵认为是不可否认的，即书籍必须利人。怎样使书籍利人?著作者毫无疑问承担重要的使命与责任，“夫教育者，国民之根本，著作者，教育之津逮。”因此，陆费逵指出，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及国民人格之高下都依赖于著作家，著作家的宗旨是：“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识，造舆论，泯祸乱，促进化。”
    (三)实业家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民国初年，由于人们认识到实业的重要性，实业救国与立国的呼声甚高。陆费逵说：“有志实业者，项背相望。”但不可否认的是，成功者少，失败者多，陆费逵把原因归结为实业家修养的缺乏。为提高实业家的修养，从1915年起，他发表了《实业家之修养》、《工商界做人的条件》及《我对于商业人才之意见》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加强对工商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他曾这样表达过实业家的资格：“以余所见，勤俭也，正直也，和易也，安分也，进取也，常识也，技术也，经验也，节嗜欲也，培精力也，殆无一可以或缺。”此外，陆费逵还在他主持创办的《中华实业界》与《进德季刊》等杂志上，经常刊摘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与方法。
陆费逵对各业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表明了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全面性。职业教育不仅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也包含职业道德教育，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陆费逵对职业道德教育的论述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他对于社会各业的道德现状及其带来的后果领悟较深，因而能根据不同的职业寻找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与步骤。更加重要的是，陆费逵把人格的养成放在职业道德教育的首要位置，他曾反复申明：“吾今重述教育之本义，曰：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由此而言，陆费逵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提倡国民人格的培养，使职业教育为强国利民服务，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职业教育观。
 

 
[参考文献]
[1]熊贤君．黄炎培与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之比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9)，77-82．
[2]君衡.如何整顿大学教育CJ)．独立评论(第3卷第58号)，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