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势力的膨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形势
一、藩镇割据的背景
1. 府兵制的破坏和募兵制的实施
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兵农合一的府兵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日益破坏。具体说来，导致府兵制破坏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土地兼并的激烈造成大量均田农民失地破产，因而府兵也就失去衣食来源，更无力自备资装。充任府兵的均田农民不堪重负，纷纷逃亡避役。
其次，随着唐帝国的强盛及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军事活动日益频繁，对兵力的需求与日俱增。旧有的三年轮换制遭到破坏，这又势必影响府兵家中生产。而生产的凋敝更削减了府兵的衣食来源并促使其相继逃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寓兵于农”的府兵制难以维持。
第三，随着边防战事的不断升级，唐政府也逐渐加重了边将的权限，遂使边将擅作威福，残虐兵卒。府兵甚至自残肢体而不愿从役。宿卫京师的府兵境遇也每况愈下，贞观时，已出现“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的情况；至玄宗时，甚至出现强迫府兵为僮仆以谋利之事件。府兵逃亡益剧。
第四，商品货币关系侵蚀到府兵制中来。由于人们渐视府兵为畏途，庶族地主及富裕的均田农民往往贿赂官府以免役，府兵应征及保家卫国的激情随之衰减。而贫弱者生计已然难保，只有纷纷逃亡。
总之，唐初的府兵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自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宰相张说建议募兵宿卫，次年行之，共募得十二万人，号“长从宿卫”，十三年，更名“彍骑”（主要护卫京师）。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边兵也开始召募，称“长从兵”或“长征健儿”。从此，兵士和均田制完全脱节，兵农正式分离。到了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唐政府正式下令停止征兵，府兵制至此实际上已被废止。
府兵制破坏后，无论是边兵或内地的彍骑及地方武装团结兵（亦称团练），衣粮均由政府负担，成为长期雇佣的职业兵。担任护卫京师之重职的彍骑，开始还注重募选丁壮，加强训练，但随着玄宗时承平岁久，军备渐弛，多招募市井无赖，几无战斗力可言。边兵则因连续征战，仍属精锐，且人数众多，约四十九万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41]。至此，“举天下不敌关中”之势一变而为外强中干，尾大不掉，为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潜伏了危机。
2.节度使的设立
为了加强西部和北部边防，唐政府于睿宗景云二年（710）开始在边地设置节度使，以掌管地方军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起初只管军事，后又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
3.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随着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朝廷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效能。特别是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为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
二、藩镇割据
1.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势力不仅没有消除，相反却更加发展。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的余部，只得任命“安史”降将为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治恒州，今河北正定），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大名），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史称“河朔三镇”或“河北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安史之乱时，边兵大量内调，边防空虚，吐蕃、南诏乘机进扰。因而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又在西北，西南加强藩镇。为了巩固统治，在内地也实行“以方镇（藩镇）御方镇”的方针，在关中、关东、江淮流域广置藩镇，以求互相制约，防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可是这些藩镇往往不听命于朝廷，甚至自行任免官吏，自掌军队，自专刑赏，户口不报中央，赋税不交朝廷。于是逐渐形成“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有些节度使亦不由中央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由将士拥立。他们之间有时互相火并，有时联合对抗朝廷，成为唐朝重大的政治问题。
2.朝廷对藩镇的斗争 唐朝曾多次对藩镇进行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时期的两次斗争。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求继位，被德宗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纳，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发动叛乱。史称“四镇之乱”。德宗调兵平叛，梁崇义、李惟岳先后败死；但后来奉命平叛的卢龙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因对朝廷不满，也参加叛乱，致使叛乱规模越来越大。建中四年（783年），德宗调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兵五千人援救被李希烈叛军围困的襄城。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因犒赏菲薄而哗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拥朱滔之兄朱泚为首领，称秦帝，以兵围攻奉天。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李怀光来援德宗，亦与朱泚联合反叛。德宗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后依靠李晟、马燧等将领，收复长安，消灭了朱泚、李怀光等叛军。李希烈为部下毒死，朱滔、田悦等自动取消王号，表示服从朝廷，这场叛乱才告结束。但河朔三镇和淄青镇并未把任何权力交还朝廷，朝廷软弱，只好妥协。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两税法的长期实行和大量转运江淮财赋，中央政府的财力增强，宪宗决心裁抑藩镇，于是再次展开了对藩镇的斗争。元和元年（806年），首先讨平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的叛乱。次年，又平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内讧，继任节度使田弘正归附朝廷，使河北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加强了朝廷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地位。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处攻掠。次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元和十二年，大将李愬在一个大风雪的夜晚，率兵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卢龙节度使刘总也先后归顺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又消灭了淄青的李师道。至此，藩镇暂时都服从中央的号令，唐王朝复归于统一，时称“元和中兴”。但是藩镇割据的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唐穆宗时，河朔三镇再次叛乱，又割据一方。藩镇割据局面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
3.藩镇割据的后果： 藩镇割据期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难。朝廷能够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只能加倍剥削、役使控制区内的人民；藩镇在其控制区内更是增加赋税、兵役、徭役，滥施刑罚，对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统治。这些都阻碍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