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
改变，一直是西方人（其实不只是西方人，也有一些东方人--比如日本人）孜孜以求的理想。他们在物质生活层面尚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中世纪，就高举着十字架，以上帝宠儿的姿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企图从精神上拯救沉溺于物质享乐中的芸芸众生。上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其实不是意义上的西方人，而是来自西域的佛教徒，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也是带着一脑门子的虔诚到印度求取真经的唐朝僧人。从那时起，统治中国士大夫思想的儒教伦理开始松动，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形成了儒、道、释三分的天下。
利玛窦是16世纪来华的第一位有的传教士，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致力于在中国的贫苦人民中间教徒，结果收效甚微。他最终明白，必须争取中国朝廷上层人物和士大夫的支持，他的传教事业才能取得成就。 他以数学、天文学、机械学、制图学诸方面的造诣与中国学者交流，以影响他们。利玛窦1610年去世，不久，一位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家庭的年轻人汤若望受其影响来到中国，他以渊博的知识，成功地与北京官场上的要人建立了紧密联系，成为明末清初中国官方的天文、历法权威。紧步汤若望后尘的是比利时牧师南怀仁，他于1659年来到西安布道，1660年，清顺治帝召他到北京协助汤若望开展天文历法。
从此，西方传教士中的技术派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国，挟之利器，试图影响中国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这场交易中获利的其实是中国人；当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求时，他们便拿来利用，他们付款公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给予别的东西；大凡他们不关心的，一概嗤之以鼻。”
技术派的失败使后来的传教士们不断改变手法，19世纪后，他们把星象学换成了现代医学，与博爱主义和商业贸易的拓展并驾齐驱。1834年10月26日，美国纽约长老会牧师伯驾在广州登岸，在他的努力下，翌年11月，有40张病床的广州眼科正式开业，头三个月就了900多病人。伯驾和在广州的其他西方医生决计使医院制度化，在随后的50年里，他和他的同事们在中国治疗了约100万病人。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饱受西方列强的欺侮，使伯驾救治过的中国患者们依然对十字架下的博爱和仁慈充满了浓厚的成见和彻底的敌意。他们“虽然长期行医，认真攻读汉语，试图让中国‘通过上帝的荣光’获得自由，到头来还是为自己的技术所限制，遭到他本意施爱的人民的绵无尽头的怨恨。”
十六、十七世纪，先是葡萄牙、苛兰商人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商，苛兰人一度占据了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先是英国后是法、美、俄、日等西方列强打着商业贸易的旗帜，以坚船利炮开路，打开了中国沿海地区的通商口岸，在重要的沿海沿江城市建立了租借地，大批肩负技术、医疗、文化、、商业、、军事任务的西方人涌入中国，开始了他们改变中国的又一轮大实验。翻一翻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不难看出，西方人（包括掌握着共产国际的苏联人）和后来居上的日本人一直图谋“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甚至从人种和灵魂等各个方面彻底的‘改变中国’！”
在这一百年里，有五个国家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先是英国，它在两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等一系列事件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次是法国，它参与了1860年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在用宗教和通商打开清朝大门的同时，也步紧随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开始向东南亚扩张，终因越南与清朝发生冲突，引发了1884年的中法战争。再便是俄国和以后的苏联，老沙皇十分阴险，一面多次在中外冲突中充当和事佬，扮演调停角色，一面伺机侵占大片中国领土（为列强中掠夺中国领土最多者，且永久占有）；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更大，如果说老沙皇的目的仅仅是单纯地为了攫取中国北部的领土，控制东北和外蒙，那么，新沙皇比老沙皇的胃口就更大，它不仅有领土方面的要求（暗中鼓动外蒙独立，二战后期出兵东北，重新占领旅顺口和北满铁路），而且在政治上，苏联从1921年至1936年实际控制着中国共产党，操纵着中国革命，1949年建国后，苏联又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进一步企图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制度上全面影响和控制中国，直到桀骜不驯的毛泽东果断地和苏联人分手，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才逐渐式微，但苏联呆板的经济制度一直影响中国达三十年之久，直到中国1979年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才逐步从苏联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解脱出来，但应该看到，苏联人留给中国的一党制的政治体制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现今依然原封不动地保持着。日本人真正对中国构成威胁、产生影响，是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随之签订的马关条约之后，从此，中国在东北部失去了朝鲜，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藩国的国家；在东部失去了台湾，丧失了对东海、南海战略水道的控制权，使中国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便鲜有作为，从1895年至1945年，这里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从1945年后，这里是美国人的天下；更危险的是，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50 年，从文化上影响了整整两代台湾人，也正是日本人培养了台湾原住民对大陆的疏离意识和独立性识，为中国的统一埋下了永久地祸患根。直到现在，日本依然是台{学}独势力的后台，日本文化对台湾的影响远远大于大陆传统文化对台湾人的影响，如果将来台湾真的走上独立的不归路，引发一场中国和美、台（有可能还有北约参加）的大战，毁掉了中国，日本难辞其咎；这就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影响的持续作用，希望历史学家能从马关条约开始，寻找台湾问题的根源。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在二战前并不突出，但从珍珠港事变、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后，为了让中国有效地牵制日本陆军，美国不惜拨巨款援助、装备、训练蒋介石的军队，从此，美国开始直接介入中国的政治，从插手抗日战争，到插手国共内战，再到支持台{学}独势力对抗大陆政府提出的统一要求；可以说，美国自苏联解体后，已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一直主导着国际外交的主流，也主导着中美外交、中国的对台关系，美国成了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美国改变中国的企图非常明确，毫无隐晦之处，那就是：加大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力度，逼迫中国共产党下台，分裂中国，让中国变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多党制的民主国家，看看美国在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和东欧巨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不难看出它改变中国的野心。在西方国家改变中国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美国将成为最有可能实现其全部愿望的国家。建国后的五十年里，那些“关心”的西方和东方国家改变中国的决心和不懈努力始终如一。我们先是一步步落入了苏联老大哥的圈套，虽然五十年代末毛泽东有了警觉，在国际共运和国家关系上逐渐摆脱了苏联人的控制，但在体制和制度上依旧沿袭苏联模式，有些方面至今仍无重大的改变。与美、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我们在外交上又是一次次的失态、失算、失望。先是把中国的化希望天真的寄托在日本人身上，日本人大喜过望，以日元贷款挟着汽车电器再次轻易敲开中国的大门，以文化和经济双管齐下，渗透、中国。美国人则以高、及大国强势纵横捭阖，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屡番凌辱中国，为把中国纳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圈子、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美、日、欧盟诸国竭尽全力，矢志不渝。它们已经成功地搞惦了苏联和南斯拉夫，摆平了东欧小国，下一个目标必将是中国。
千禧年来临之即，中美签署了加入世贸的协议，媒体誉为“双赢“，举国欢腾，以为中国从此搭上了西方驾驶的现代化快车，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并驾齐驱了。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何尝不是又一次落入了西方列强设下的圈套？以我国的政治制度、基础、技术、管理体制、经济实力如何能与西方强国竞争？就如一场拳击赛，我们是轻量级，人家是重量级，同台搏击，结果不是明摆着吗？我们默认了人家的游戏规则，加入了人家的游戏，但我们只能是这场游戏的失败者。媒体上的主旋律文章言道，加入WTO对中国是机遇也是挑战，可以使中国在与外国企业的公平竞争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快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这话前一句不错，后两句就很成问题：在工商业竞争中，两个实力相当的对手，的确可以在竞争中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但两个实力悬殊的对手，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弱者被强者吃掉，看看中国足球队在国际大赛中的表现便知；与国际惯例接轨也没有错，但游戏规则多是强者制定的，是对强者有利的规则，弱者绝不可能从强者制定的规则中讨到便宜，这是起码的常识。
所谓全球化，其实质就是由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同化异质文化、改造另类国家的过程。全球化并非近世才有的概念，当哥伦布开始跨越大洋寻找通向东方之路的时候，全球化浪潮已经随着他的风帆席卷全球。对中国人来说，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并非肇始于官方教科书上大书特书的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亦非1793年英吉利遣马嘎尔尼出使清朝，也非1517年葡萄牙商人到达澳门西南的上川岛请求中国通商、继而在澳门设立了永久性的商业基地，而是更早，起码要追溯到1492年8月2日，这一天，哥伦布率领水手乘三艘帆船从帕洛斯港出发，在茫茫大海中寻找通往亚洲的新航线。从那时起，最先在欧洲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已经有意识地开始探索、开发未知的海洋和陌生的地球，他们的视野已经从地中海、大西洋沿岸和欧洲腹地移向非洲和遥远的东方，从此，地球上自古以来被严酷的地理环境分割成的小块的、封闭的地域文化——地中海文化圈（希腊文化）、尼罗河文化圈（埃及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基督教、犹太文化）、阿拉伯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圈（佛教文化）、黄河文化圈（中国儒家文化）开始了碰撞和融合的进程，商业、文化的交流和战争已经跨越洲际，逐步演化成一种全球化态势。工业革命和近代科技的飞速，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教科书把中西冲突的起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教条地设定在1840年，置此前欧洲人四百年来向东方、向中国渗透和扩张的历史于不顾，实在不可思义。
回顾几百年来与西方打交道的历史，清点一下祖宗的家当，不禁令人咋舌：我们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基本已丧失殆尽，我们身穿西服，口说，坐着奔驰，用着ABM，玩着WIN98，喝着咖啡洋酒，吃着麦当劳，唱着卡拉OK，听着贝多芬、施特劳斯，抽着万宝路，存着美元，惦着绿卡，学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摆弄着现代、后现代的名词术语，模仿着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信着马列……不免令人自惭形秽：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我常想，我们高喊“改革开放”这个口号已经二十多年了，所谓“开放”，就是向世界敞开国门，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与当初西方人初进中国时提出的“门户开放”有何区别？所谓“改革”，肯定不是朝着中国传统的制度方面改，而是朝着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改，这不是正好遂了几代西方人顽强地“改变中国”的心愿吗？
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从明末的海禁、清代的闭关锁国、新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几百年来欲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惜用刀枪抵制西方思想、生活方式和制度的影响，牺牲无数，血流成河，终于难敌对手的强悍和西方思想与生活方式的诱惑，心甘情愿（或被迫、或违心）地打开了国门。我们虽然有着三千年的文明，在文化、科技上也曾领先于欧洲两千多年，但终于在近几百年与西方国家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影响（更不用说支配）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和民主精神却深刻地影响着、同化者我们，并日渐一日地支配着我们的精神和生活。
也许，这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宿命。就像一个人的宿命一样，不管你怎样抗争，注定要有那种命定的结果。我们可以悲泣、叹惋，可以愤怒、诅骂，可以抗议、动武，但我们无法改变最终的命运。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也蕴含着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或者是中国改变西方，或者是西方改变中国；这使我想起王熙凤的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老祖宗没有培养出令我们影响、改变西方人的能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西方人一点一点地按它们的意愿改变中国。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所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也绝难兑现，在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上，不是全盘中化，就是全盘西化，绝无中庸、调合的余地，今日的俄国和东欧诸国便是佐证。
“改变中国”—
“这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口号，潜藏着发了霉的阴谋：一个国家试图统治另一个国家，一种主义试图征服另一种主义，未来是光明还是黑暗？”
“这是一段惨不忍睹的过程，流着黑色的血，横七竖八地躺着残破的躯体。在宗教与科学、文明与愚昧的缝隙中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打入中国上层，改变中国的制度；派顾问和专家对中国的最高层施加影响，并进行经济封锁和文化上的渗透。”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潘塞以其恢宏的笔触详述了几百年来西方各国争相改变中国的史实，情节惊心动魄，材料翔实可靠，多为首次披露或鲜为人知的秘闻。作者摆事实，讲道理，读罢给人以启迪、警醒和深思,是一本已被人遗忘的难得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