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私立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日期: 2008-12-28 1:50:24 浏览: 8 来源: 学海网收集整理 作者: 宋秋蓉
摘 要：追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自办与参办私立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深入认识中国私立大学的路标和门径。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私立大学在帝制末年孕育产生，在军阀混战中获得生长机遇，在抗战前10年取得长足进步，在抗战之后继续发展。此间，中国私立大学形成了自己基本的办学特点，诸如办学类型多元化、多渠道等筹措经费、精神立于物质之上、严格教育教学管理等，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私立大学
Abstract: To trac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that Chinese ran or participated in i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Chi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rivate university was born at the end of the monarchy period, obtained its own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the warlord tangled warfare and achieved great progress ten years prior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After Sincr-Japanese War, the private university continued to develop. During the process, the private university formed its own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ultiform ways to run school, various channels to gather fund, and spirits going before material, strict management on instruction and othe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m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latter-day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rivate university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中国私立大学从整体上 的贡献是不应忽视的。该时期的中国私立大学①看存在着种种不足和缺陷，然而，其对中国高等教育 增加了高等教育资源总量，营造了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格局，彰显了学校的个性与特色，拥有公立高校难以企及的办学效率，并且成为教育自由的重要表征。
一、在帝制末期孕育产生
1905—1911年晚清帝制末期，以现代方式组建的中国私立大学开始孕育产生。究其原因如下： (1)救亡图存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中心主题，也是国人创办私立大学的根本动因。(2)清政府的“新政”为新式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提供了外部环境。(3)新型社会群体的诞生为私立大学提供了组织力量。晚清社会出现了由具有变法革新和救亡图强新思想的开明绅土、深受教会影响的知识阶层、归国留学生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所构成的新型社会群体。(4)社会亟须新式高等专门人才。(5)在华教会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6)中国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
在上述背景下，国人于1905年创办私立中国公学、复旦公学，1908年创办广东光华医学堂等私立大学，其共同特点如下。
l，反帝爱国是私立大学产生的主要动因。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留日中国学生为抗议该规则，全体归国并组建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高等学校，命名为中国公学。[1]同年，上海震旦大学的爱国学生为抗议法国天主教会操纵学校，愤而集体退学，在原震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主持下，创办复旦公学。[2]1907年，在外国人经营的往来于广东、香港的轮船上，发生了无故踢死中国人的命案，由于外人拥有武力攫取的治外法权，致使命案不了了之。为维护民族的尊严，国人组建的广州光华医社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堂。[3]
2．清末新型社会群体是私立大学的发起人和支持者。
如前所述，中国公学由留日学生创办，复旦公学由天主教教徒马相伯先生创办，广州光华医学堂由中国的西医陈子光等人所组建的光华医社所设立。
3．私立大学的创办多获官方资助。
1906年起，两江总督端方允每年捐银12000元，又拨吴淞公地百余亩为校地，资助中国公学。次年，中国公学又获大清银行借助银10万两建筑校舍。[4]复旦公学创办时，南洋大臣周馥奏准拨发l万两银子为学校开办赞，吴淞官地70亩为建校地址，并暂借吴淞提镇行辕为其临时校址。[5]广东光华医学堂创办时，粤督张人骏“深嘉该校建设旨趣，因赐书匾额，并捐廉为之倡券”。若无地方官员的扶植，初创时期的中国私立高校确实难以生存。
清末，国人与外人合办的私立高校有1909年在河南省政府倡导和督促下，由英国在华企业福公司提供教师与资金，中英双方共同创办的焦作路矿学堂。该校是日后著名的焦作工学院的前身。
国人自办与中外合办私立高校同时孕育产生，是20世纪上半叶半殖民地中国的特殊现象。尽管此时的中国私立大学尚处于萌芽时期，但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1905年到1911年，复旦公学培养出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他们知识较为扎实，社会活动能力较强。早期学生中，出现了张大椿、胡敦复、于佑任、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等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6]广东光华医学堂创办后，发起普及卫生常识、出版医学报刊、成立医社救伤队等种种活动。同时，该校大胆地冲破旧礼教的束缚，招收女学生，创国人自办高校男女同校上课之先例。[7]焦作路矿学堂作为20世纪前期中国为数不多的矿业高等学府，为发展中国的煤炭工业作出了贡献。
当然，晚清时期中国私立高校也存在很大的不足。首先，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只能视为私立大学的雏形。其次，数量较少。最后，1910年清廷允许私人创办私立法政学堂，致使各省私立法政学堂一时蜂起，该类学校办学混乱，质量低下，为世人所诟病。
二、在军阀混战中获得机遇
1912—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私立大学获得新的生长机遇。
1．新政体带来有利的制度环境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帝制并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一国体的变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代已故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对此论述精辟：“‘民国’之取代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帝国’，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它抉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因而也触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大跃
进，在新旧递嬗的历史进程里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8]自此，中国政治结构、经济组织、文化价值、教育体制乃至社会风俗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私立大学生长带来了适宜的体制环境。
2．军阀混战腾出了空间
民国成立后，政权很快被北洋军阀控制。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致使军费几乎耗尽了国库资源，“教育界的欠薪问题，几乎无处不有”。此间，公立大学陷入财政困境，私立大学反而获得了发展机会。
3．各种教育思潮与思想的激励
其一，民国建立后不久，教育民主化思潮风行一时。所谓教育民主化，意指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思潮促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私立广东国民大学的校友指出：中国要广罗学子，作育人才，“非藉添设许多私立学校以容纳之，是没有其他办法了……要多办私立的学校去普及民众子弟的教育，使他们每人都能得到国民知识上与教育上的学问”，以便“作国家的后盾”。[9]
其二，北洋军阀统治初期，出现了帝制复古逆流，有识之士由此更为明确地意识到：没有新型的国民，中国终归无法实现现代化，走上独立富强之路。在上述思想激励下，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兴学事业，试图通过教育，塑造新型国民，建设现代化的富强国家。
4．收回教育主权运动的契机
1924年，以抗议在华教会大学文化侵略为宗旨的全国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不少教会大学的师生激于民族义愤，纷纷罢教退学，自谋组建私立大学。 1925年，上海圣约翰教会大学离校师生共同创办了光华大学。
5．政府的新式教育观念与政策
较之晚清朝廷，北洋政府的新式教育观念与政策，是私立大学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1)自治教育观念。民初，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台整理教育方案草案，第一条就强调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10]在上述颇具西方民治思想色彩的教育观念指导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以全国之大，无完善之大学不可也，大学不能多设尤不可也。变通之道，……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善，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11]无疑，这对私立大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公私并重的教育政策。在民治观念影响之下，民初政府彻底放开私人兴办大学的权力，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私立大学的成文法规。1912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准许设办私立大学。同年11月，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16条，规定公立、私立专门学校均一体对待，所不同者，私立专门学校呈报教育总长认可时，“须开具代表人之履历”’“代表人对于该校应负完全责任”。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公布《大学规程》的同时，又公布《私立大学规程》14条，这是中国近代专门针对私立大学的第一个成文法规。[12]这些法规，为私立大学的迅速生长提供了政策环境。
1912年至1927年，中国先后出现了两次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第一次出现于1912—1913年间，新设私立大学9所；第二次兴起于1917年，至1924年达到高潮，新设私立学校32所。在这两次兴学热潮中，涌现出一批起点较高的国人自办私立大学。如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斥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以及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中法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国民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等等，这些学校成为日后中国著名或知名的私立大学。
私立大学的迅猛发展，具有如下重要意义：其一，补公立大学之不足。据记载，1917年，全国公立大学有3校，私立大学有7校。[13]其二，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北洋时期，国库尚且无法满足仅有几所国立大学的运营，遑论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恰在此时，一批较高起点的私立大学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学校弥补了国家高等教育的短缺，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初社会适龄青年的高等教育需求，促进了该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肯定私立大学贡献的同时，必须承认，北洋政府时期，私立大学迅猛发展中亦伴随着严重的问题。正如时人所说，私立大学“数量虽增，而内容则愈趋愈下，甚至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有之”。其结果是，“流品之杂，程度之低，自不待言”。[14]20世纪20年代中期，仅北京一个城市的私立大学就有29所，为世界各城之冠。该时期，相当数量私立高校的办学质量十分低劣。
产生上述问题的要因之一，是政府管理上的软弱无能。由于军阀混战，政府控制全国的能力有限，因而对私立大学的质量管理缺乏实效。相当一批学校游离于政府管理之外，而忙于征战的政府只能听之任之。
三、政权统一稳定带来长足进步
1927—1937年，中国私立大学有了长足进步，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相对统一稳定的政权，为私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1927年，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推翻了军阀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建立南京国民政权，并短时期内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为巩固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极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各项社会事业，由于教育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因此引起政府高度重视。
第二，鉴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落后，政府仍要倚重私人办学资源。
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1931年编制的28个国家高等教育一览表里，中国排在了倒数第2位，每万人中只有1名大学程度的学生，倒数第1位的是印度。[15]，要改变上述状况，仅靠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实力，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私人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有利于私立大学获得来自民间的物质资助。
据统计，1928一1931年的4年中，中国新设私人厂矿企业662家，资本总额2544l万元，新投资本 6360万元。而在1914一1919年私人资本的“黄金时期”，新设厂家仅379家，资本总额8580万元，新投资本1430万元。[16]
第四，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政策，是私立大学长足进步的关键因素。
其一，严格整顿私立大学。鉴于北洋时期私立大学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混乱办学状况，南京国民政府重新办理私立大学立案登记手续，着意整顿私立高等教育。1929年8月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确立了如下立案标准：(1)对于现行教育法令切实遵守，严格执行学校章则；(2)教职员资格合格；(3)学生入学资格合格，在校学生成绩良好；(4)设备足够应用；(5)学校资产或资金利息连同其他确定收入 (学费收入除外)，足以维持每年经常费。[17]同时，采取了如下两项强迫私校立案登记的措施：未立案私立大学不给予与立案私立大学毕业生同等的待遇；关闭拒不立案的私立大学。自此，私立大学基本上被纳入政府管理轨道。
其二，专款与重金奖助。(1)专款奖助。1934年起，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专款补助私立大学并列为定制，补助办学成绩优良又确有经费困难的私立大学，主要用于增加私立大学教师的薪金和学校设备，专款专用。据记载，自国民政府教育部实施制度化的补助之后，私立大学“设备之增加，为数尤巨”。 (2)重金奖助。20世纪30年代初直至抗战前夕，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资助款占学校经费总收入的l／3。1931年，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中，国、省库款占了1／2。[18]1929一1937年，中央与地方政府给予厦门大学的津贴与基金共计百万。1935至 1936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补助，约占厦门大学经费总数的40％。[19]
其三，法规建设与视导制度。(1)法规建设。与北洋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和公布的私立大学相关法律法规较为完备、详细与周密，体现了其在依法治教上的努力。(2)视导制度。所谓视导制度，指教育主管机关委派视学官或视察员视察、督导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以及学校执行教育法令和办学的一种制度。较之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对私立大学视导的范围更为广泛而深人，并且重在落实。视察不合格者，以降低学校规格、停办和取缔为惩戒手段，督促私立大学加以改进。
其四，严格校董会与财务管理。政府相关法律规定如下：在学校财务上，校董会负责筹划经费，审核预算及决算，保管财务，监察财务等。在学校行政上，由校董会选任的校长完全负责，校董会不得直接参与。[203在每学年结束后一个月，私立学校的校董会必须将学校校务情况、收支金额、学校大事和财产项目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备案。同时，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每年都要对私立学校校董会的财务及事务情况检察一次，必要时可以随时检察。”¨
其五，取缔不合法学校。取缔的私立大学有两种：一是藉学敛钱的私立大学；二是不遵守私立学校法规、设备简陋的私立大学。当然，拒不注册立案与视察不合格的私立大学也是被取缔的对象。另外，对立案后成绩不良、发展无望的私立大学，亦坚决予以取缔。
由于社会环境稳定，政府政策得力，1927—1937年，中国私立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数量，有了较大提高与发展。10年中，新增私立大学9所，继南开大学之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又一所著名的私立高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于此时建立。同时，私立大学亦步人规范化发展轨道。该时期，中国私立大学形成了如下基本办学特点。
l，办学类型多元化
该时期，私立大学有以官助学、以学养学、以产养学和中外合作办学四种办学类型。
(1)以官助学。中央与地方政府给予较多资助的学校，可谓以官助学的办学类型。这类私立大学以南开大学为代表。该校继闻名遐迩的南开中学之后创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给予了较多的经费支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该校的物质实力，学校的师资水平和生源素质较高。然而，该类型的私立大学较为稀少。
(2)以学养学。以学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私立大学，可谓以学养学的办学类型。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国民大学、朝阳学院等属此类型。 1931年，上述学校的学费收入占全校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2％，77．2％，83．3％，7l％，82％。[22]这些学校主要依靠学费积累获得发展。以学养学带来的问题是学生的整体素质较低。为了获取更多学费，学校势必扩大招生规模，生源质量相对较弱。该类型的私立大学占绝大多数。
(3)以产养学。以企业捐助款、租息为主要经费来源的私立大学，可谓以产养学的办学类型。以厦门大学、南通学院(前身为南通大学)为例。据统计， 1931年，厦门大学的企业捐助款、租息占全校总收入的68，23％；南通学院的企业捐助款、租息占全校总收入的88％。[23]上述学校由于企业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办学资金，教学环境与条件相对优越，师资与生源质量相对较好。此类私立大学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4)中外合作办学。此类学校即中国与外国联合办学，以外国资金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学校。如 1920年由中国与法国有关机构合办的中法大学， 1931年，该校法国捐助款占全校总收入的76． 4％。[24]
2，多渠道筹措经费
除学费之外，私立大学的其他经费渠道如下。
(1)资本家资助。例如，创立于1929年的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名义上是中法大学的分部，实则相对独立，由上海私人资产阶级团体新药业同业公会资助创办。[25]大同大学早期扩建校舍中，上海私人资产阶级给予经了济支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经为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光华医学院等多所私立大学提供大数额的经费捐赠。
(2)贷款。例如，1927年广州大学创办时，经费阙如，学校以校董会名义向中央银行及远东银行贷得开办费。1930年，大夏大学通过抵押贷款，扩充学校规模。当然，贷款运作之所以能够施行，与社会对私立大学办学体制的认同度、私立大学的办学信誉、现代金融机构的独立自主以及相关的政策环境等多种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构成配套系统，成为私立大学贷款运作的制度保障。
(3)国外捐助。例如，南开大学在美国设有募捐委员会，长期得到国际文化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洛克菲勒财团等海外团体与个人的经济支持。广东国民大学常年在美洲设立负责筹款的校董，学校大量办学经费是海外校董募捐所得。[26]
(4)校友资助。例如，南开大学的私人捐款中，校友始终是一支活跃力量。20世纪20年代末，南开校友曾以“环球聚餐’’形式，发起大型募捐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国外与国内各地的南开校友都在当地聚餐，并自此募款两周，许多校友当场慷慨解囊。 1936年，在复旦大学校友的活动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每年补助该校国币18万元。
(5)华侨捐助。特别是东部沿海一带的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广东国民大学等，在创办与发展过程中，都曾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资助。厦门大学更不待言。
(6)经营资金。例如，著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创办人潘序伦，将所建立的立信图书用品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及专科学校三者融为一体，事务所与图书用品社除了为学校提供师资、实习基地和教材之外，并将营业收入捐给学校补充办学经费。[27]1931年，南开大学的经费由学生缴费、公债利息、基金利息、房租地租、洛克菲勒基金团补助费、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补助费、太平洋国际学会专题研究补助费、校田进款、财政部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补助费及特别捐款共计十项构成。[28]其中，公债利息、基金利息、房租地租、校田进款四项，是学校以资本和地产经营的自筹资金。当时，南开大学有多处土地作出租之经营，收入不菲。就拿天津警备区司令傅作义捐赠的小站营田数百亩来看，每年可收租洋约万余元。[29]
3．精神立于物质之上
20世纪上半叶，甘于奉献、清正廉洁、苦干实干与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与品格，是中国私立大学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灵魂。
以知名的复旦大学为例，在李登辉校长主持学校的岁月里，为了支撑复旦的运作，他典售过自己的房屋，自用的汽车，从无怨言，反以为乐。[30]
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家住一栋老式平房，从不愿多花分文予以整修。有建筑厂老板要为他建座新的，他婉言谢绝道：“我是一个办教育的人，有时候身五分文，有时候腰缠万贯。如果为了自己的奢侈享
受，把办学的钱中饱私囊，我这个校长还当得下去吗?住差一点不要紧，只要把学校办得下去就行了。否则，是会被社会人士唾弃的。”[31]
大夏大学创立初期，校长便在校内确立了“三苦主义”：教师要苦教，“要以教育为重，认真教学，不计较待遇之多寡”；职员要苦干，“要以校务为重，切实办理，不能因经费缺少即敷衍了事”；学生要苦读，“要以学问为重，认真求学，不能有缺课等情事之发生”。[32]
南开大学创办早期，大部分年度经费亏欠。面对物质困窘，张伯苓从未灰心，他常说：“南开是私立学校，全校总支出超出学费收入甚多，可是南开要长!长!长!……所以南开之‘南’字，也许是困难之‘难’字，不过我总是乐观的，不怕困难。缺乏经费，决不能阻止南开之发展。”[33]这种顽强不息的意志力，是日后南开取得骄人成就的要因之一。日后，张伯苓在总结办学经历时曾经指出：“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的。”“建立一个大学，精神难而物质易。””‘’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任，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的。志稍懈焉，纵其基础已立，而无从善其后，则颠仆随之矣，岂不大可惧哉。……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35]
精神立于物质之上，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私立大学的鲜明办学特色。
4．严格教育教学管理
不少成绩优良的私立大学拥有如下特点：其一，严把考试关。复旦大学规定，学生凡国文、英文、算学三种中有一科不及格者，不能升级，也不能毕业。其二，严肃考试纪律。光华大学考试中，发现学生作弊，即行除名。其三，淘汰制。大夏大学创办27年，录取新生在12000名左右，实际毕业的仅5770人。因此，许多人虽进过大夏，但未能读到毕业。其四，紧抓日常课业。南开大学对学生阅读教学参考书和习题作业均有严格的要求。例如每次数学课，必有习题；星期一的课程习题，学生务必于星期三的课前交卷，而教授则必须于星期五上课时阅毕发还。
四、抗战以后持续发展
抗战以后直至J949年，中国公私立高等教育逐步衰落，这是以往部分学者的观点。然而，史实证明，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外敌炮火下，全国高校包括许多私立大学多年惨淡经营的校舍校园被夷为平地，大量教学仪器与设备被毁。
国难当头，在是否维护高等教育正常发展的问题上，国内学界、政界及军界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立足于战后国家建设，确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36]因此，国民政府教育部有计划地将公立大学迁往内地。
对于私立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亦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将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大，私立焦作工学院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合组西北工学院，私立南通学院医科与江苏省立医学院合组江苏医学院，迁往西南内地，并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私立大学内迁。战时，政府予以私立大学的经费支持远远超出战前。
在后方，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规则》，规定：私立大学的学生可以享受贷学金的补助。该政策下，武昌中华大学I／2的来自战区的在校生全部依赖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金维持生活。[37]复旦大学享受贷金的学生与免收学费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30％。[38]1943年以后，国民政府以公费生办法取代贷学金制度，私立大学学生可以不同程度地享受公费生待遇。此间，政府还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发放教师福利金与奖助金，公私立大学没有差别。[39]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400名清寒优秀学生颁发了奖金，其中，国立大学219名，省立大学38名，私立大学(包括国人自办大学和教会大学)143名。[40]
在沦陷区，私立大学继续接受来自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的补助。如从1940年起，重庆政府对创立于天津的达仁商学院逐年发给补助费。在民族危急关头，鉴于国内高等教育之落后，政府对于私立大学的支持与帮助可谓不遗余力。
政府的战时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据第二、三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 1937—1945年，全国新增私立高校13所。其中，有上海私人资本家直接创办的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诚孚纺织专科学校，荣氏家族创办的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上述学校有着较为完备的教学设施，聘请留学欧美的饱学之士担任教师，学生读书期间待遇很高，教学要求严格，毕业生质量较好。此外，还有私人文化团体创办的知名高校，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
战后，尽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致使公立大学陷入财政危机，但私人创办高校的脚步并未停止。由于私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民间，因此此间该类学校的数量反而迅速增加。据第二、三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45一1949年，全国新增私立高校26所。
分析1945一1949年新增学校的创办背景，有助于明了该阶段中国私立大学发展迅速的原因。
其一，江浙地区的私人资本家继续创办高校。如荣氏家族在无锡创办了江南大学。
其二，私人文化团体创办高校。如中华文化学会创办的中华文化学院，中国地政学会创办的建国法商学院。
其三，军政界人物创办大学。如海南大学、东北中正大学、珠海大学。
其四，内迁私立大学在西南地区孵化出新建私立高校。如相辉文法学院、辅成法学院、成华大学、正阳法学院、重华法商学院等。上述学校尽管起点低，很不成熟，但其对于西南内地日后的发展毕竟是有利的。
其五，西南内地热心教育的人士应地方实际需要而创办私立高校。
此外，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扶助与严加管理的政策，也是战后私立大学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官方身份，担保京沪地区私立大学向银行贷款。”‘-J1946年间，国民政府行政院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与中央卫生总署分配给广东光华医学院等3所私立医科高校大量病床及医药等。
与此同时，针对社会上滥设私立大学的现象，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以下管理办法：(1)对不履行开办手续擅自招生的私立学校，依法予以取缔；(2)针对抗战结束后物价高涨的实际情况，多次提高私立中等以上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标准；(3)重视私立大学的立案登记工作。[42]
可见，抗战以来直至1949年，私立大学仍在继续发展。这一结论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进一步得以印证。
从学校数量看，1947年较之1931年，私立大学增加2所，私立独立学院增加l倍，私立专科学校增加l倍有余，私立高校总数增加了近l倍；从在校生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分别增加了l倍有余；从图书数量看，也分别增加了近l倍。[43]，
就地区分布而言，1931年，私立大学主要集中于江苏省、湖北省、河南省、福建省、广东省，北平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共计8个省市。到1948年，私立大学扩展到江西省、湖南省、四川省，海南省、陕西省、广西省、重庆市、南京市及香港地区。[44]私立大学遍布全国17个省市。
应该承认，1937—1949年，私立大学的整体实力有较大的削弱。继厦门大学因陈氏企业破产而改归国立之后，1941年与1946年，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分别改为国立大学。这是该时期私立大学状况的一个方面。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该时期的私立大学仍在继续发展，这是另一方面。因此，在承认前者的同时，不可以否认后者。并且史实证明，后者更能说明1937—1949年中国私立大学发展的状况。同时，为避免以偏概全，也应该进一步明确该时期私立大学继续发展的事实。
综上，在20世纪上半叶，从帝制末期、军阀战乱到抗战前后20余年，中国私立大学从孕育产生、迅猛发展、取得进步到持续发展，走过于近50年的历史发展之路。
注释：
① 本文中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私立大学，包括该时期中国人自办与参办的以现代方式组建的私立大学、独立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2] 忻福良．上海高等学校的沿革[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105，76-77．
[3][7] 广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154—155，155．
[4] 学府纪闻：私立中国公学[M]．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l982，l—2．
[5][6]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3l—32，60．
[8]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1l
[9] 广东国民大学十周年纪念册[Z]．1935．33．
[10][11] 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375—376， [12] 郑登云．中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13．
[13][14] 台湾“教育部”，教育概况第一章学校教育概况[A]．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C]台北：台北宗青出版社，1991．14，17.
[15] 台湾“教育部”．教育统计[A].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一次教育年鉴?丁编[C]，台北：台北宗青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