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传入日本与朝鲜
【摘要】 中医药传向海外具有悠久的历史。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长久影响的是日本与朝鲜。中医药传入日本：在南北朝时期就有《针经》传入;唐朝以后，是大规模的医药传入;宋朝以药物传入为主;金元时期以医学传入为主。特别是《本草纲目》的传入，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虽然加入自身的研究重点，但其基本理论体系仍然承袭了中国传统医学。中医药传入朝鲜：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两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频繁。到了宋代，中医药则是全方位地传入，向朝鲜“送书、送药、送医”。朝鲜分裂后，韩国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未脱离中医理论的基本架构。
【关键词】 中医药 传入 日本 朝鲜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颗瑰丽的明珠。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医药学的发展自然成为世界尤其是亚洲的中心，因此，中医药传向海外也具有悠久的历史。现就传统中医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长久影响的日本与朝鲜，作一历史性的回顾。
传入日本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秦汉以来，就开始了文化交流。由于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单就医药来说，一直是以汉医药为主导。早在南北朝时的公元552年，我国就给日本送去《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又携带《明堂图》和其他医书164卷东渡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迨至公元608年，日本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华学医，并于公元623年学成回国，随船带回《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籍。
中日大规模的医药交流始自唐朝。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就基本以我国唐代医药制度作为蓝本。《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学习医药，都要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中国医典为必读课本。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随遣唐大使前来中国留学。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荣睿、普照的足迹又随小原来到扬州，当时正在大明寺里讲律的鉴真和尚，有感于他们的—再邀请，下决心东渡日本讲学。鉴真除佛学外，兼明医学，因此，有不少日本人士请鉴真诊病。其后于公元805年，又有日本医家营原清在我国学成回国，再一次把我国医药带回了日本。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政府文化交往虽然处于低潮阶段，但民间交流活动仍较频繁。其贸易品中重要部分就是药物，当时我国输出日本的主要是“香药”，如福州客商周文裔在公元1028年到日本献给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方药中，就有“麝香二脐，丁香五十两，沉香五两，熏陆香二十两，诃黎勒十两”等等。这一时期，还有宋医郎元房入日本，侨居镰仓达30余年，得到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的知遇，担任他们的侍医，对中医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国“金元医学”兴起后，中日医药交流更为频繁。日本学者田代三喜来中国留学，尤其崇尚东垣、丹溪学说，归国后将丹溪学说等传入日本，授予曲直濑道三，并建立“丹溪学社”，在日本传播，影响很大，逐渐成为日本医学“后世派”。公元1492～1500年，日本坡净运到中国，学习中医与仲景学说，并将《伤寒杂病论》带回日本，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仲景学说，受其影响，永田德本也崇尚仲景学说，而逐渐形成“古方派”，其后的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等也属于古方派的代表。还有被称为“考证学派”者，如多纪元孝等，他们对古典医籍进行训诂学考证，其后代多纪元简继承这项工作，著有《素问识》、《灵枢识》等书。丹波元胤继丹波元简之后，广泛收集历代中医书3000余种，编成《医籍考》(现名《中国医籍考》)，刊于1831年，对整理、研究中医文献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7世纪初期以后，《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陆续从中国传到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多种《本草纲目》的刻本。大约在公元1653年前后，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又把人痘接种术等传授给日本医界。17世纪末，《救荒本草》流传到日本后，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虽然加入了自身的研究重点，但可以说其基本理论体系仍然是承袭中国传统医学。
传入朝鲜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交往。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频繁。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随着以施疗为主的僧医逐步增多，朝鲜曾一度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之为“仙道术”)等也相继传入朝鲜。
隋唐时期已有高丽、新罗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弟子来中国求学，所以朝鲜国内有许多制度和中国相似。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2人，以中国医书《神农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教授学生。
到宋代，两国的医药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突出的是“三送”。
一是送书。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和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曾两次赠送《太平圣惠方》给高丽。公元1091年，宋哲宗诏令抄录一批医药书目交与当时回国的高丽使者李资义，其中有《古今录验方》、《张仲景方》、《深师方》、《黄帝针经》、《黄帝九虚经》、《陈延之小品方》、《陶隐居效验方》、《名医别录》、《桐君药录》、《黄帝太素》等在中国已经散佚的大批书籍，在高丽却尚存有许多善本，说明中国医书传入朝鲜之多之广。公元1101年5月，高丽使臣回国，徽宗赐予《神医普救方》。11世纪中叶，高丽刊刻了许多中国医书，如《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即《诸病源候论》小儿部分)、《肘后方》、《疑狱集》等书。由于不断学习汲取，朝鲜医家还对中医中药学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与钻研，如金礼蒙等自1443年底起，对15世纪以前的150多种中国医籍与文献进行研究，从中辑录各医家的论述及方剂，用中文分类汇编，于1445年编成大型中医学丛书《医方类聚》。公元1611年，朝鲜医家许浚从中医医籍内选摘多种病证的病因、证候、治法、方剂、药物、经络、针灸等内容，用中文分类汇编成《东医宝鉴》，这是两部影响重大的中医文献巨著。
二是送医。公元1074年11月，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8人受命赴高丽。1078年高丽文帝60岁，病中风，宋派王舜封率医疗团赴高丽，重要成员有翰林医官邢恺、朱道能、沈绅、邵化等。1103年6月，宋徽宗应高丽之请求，派遣医官牟介等赴高丽，设学馆于兴盛宫，充当医生与教授。至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王朝再一次派遣翰林医官杨崇立、杜舜华、董成湘、陈宗仁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术长达3年，有力地推动了高丽医药与临床的发展。
三是送药。送药是比较频繁的，每次往来都有相互赠送，但最大规模的、最有价值的一次是1079年，朝廷代表团赴高丽带去100多种药材，还有牛黄、朱砂、麝香等珍贵名药等。
朝鲜分裂后，韩国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融入自的研究成果，但仍未脱离中医理论的基本架构。
从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中医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影响最深的是日本与朝鲜，虽然在日本称传统医学为“汉方医学”、“东洋医学”，韩国称“韩医”、“四象医学”等，但它们的理论体系均为中医学，这是历史事实。
灸法可调整机体各系统脏器的机能，增强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提高机体整体免疫能力，有利于患者机体细胞免疫功能恢复[1]，其临床疗效可靠，无不良反应，且简便经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呼吸系统疾病 谢奕彬[2]采用生物陶瓷灸疗球加热隔姜温灸肾俞、命门和直接冷灸心俞、膈俞、厥阴俞， 辨证加减取肺俞、膏肓俞，达到“泻南补北”效应，治疗阴虚火旺型咳嗽67例，总有效率82.1%，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明显(P﹤0. 05)，表明泻南补北灸法具有补虚泻实双重效应。逄金岐[3]将100例痰菌阳性肺结核患者采用随机分组方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50例，治疗组加用隔蒜灸3个月。治疗1月、3月、6月时，治疗组和对照组痰菌阴转率和病灶吸收率的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 0.01)，与同期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表明隔蒜灸对结核病患者有明显的免疫调节作用，可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隔蒜灸可作为结核病患者的长期免疫调节的辅助治疗手段。化脓灸能降低机体过敏状态，提高机体的免疫机能，治疗哮喘具有效果持久、不易复发、远期疗效显著的特点。洪建云[4]选用大椎、肺俞、脾俞和定喘、膻中、肾俞两组穴位，于初伏天对96例缓解期支气管哮喘患者行化脓灸，观察化脓灸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疗效，总有效率为96%，表明化脓灸对支气管哮喘缓解期，尤其是肺虚型与脾虚型疗效良好。
循环系统疾病 廖运新等[5]将120名老年患者随机分为足三里组、气海组、命门组、非保健穴组，每人每穴连续施灸二壮，足三里对侧交替施灸，14天为一疗程，共施灸2个疗程。结果附子饼灸足三里、气海、命门穴后，老年人红细胞免疫功能得到明显加强，各指标比灸前有显著差异(P﹤0.01)。姜小英[6]观察了艾灸足三里、关元穴对老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结果，灸后其全血比黏度、血浆比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等指标均有明显改善(P﹤0.01)，提示艾灸疗法可有效改善血液流变性，对老年心脑血管疾病有较好的预防治疗作用。路雪婧等[7]用电热隔药法灸神阙穴。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增强老年人红细胞的免疫功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强身健体，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的目的。
消化系统疾病 王文莉等[8]观察以麦粒灸为主治疗脾虚泄泻患者，结果表明，该法可提高脾虚泄泻患者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CD4值，降低红细胞免疫复合物(1C)花环率、CD8值和血清SIgA含量，且疗效与中药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说明麦粒灸有显著改善脾虚泄泻患者免疫功能的作用。王晓燕[9]将虚寒胃痛18例、脾虚泄泻12例，以隔药饼灸进行观察。结果表明，虚寒胃痛者淋巴细胞转化率较治疗前增加14.16%。脾虚泄泻者较治疗前增加10.94%，两者治疗前后差异均有极显著意义(P﹤0.001)，CD3、CD4、CD4/CD8，治疗前后差异有显著或非常显著意义(P﹤0.05，P﹤0.01)，隔药饼灸使中药、灸疗、腧穴作用于一体，对虚寒胃痛和脾虚泄泻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改善效果明显，初步揭示临床疗效与机体免疫功能密切相关。
神经系统疾病 张彤等[10]将青少年面瘫患者64例分为重灸翳风穴治疗组33例和常规针刺对照组31例，观察其临床疗效和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达90.9%，明显优于对照组;灸治1个月后，机体T淋巴细胞CD3及T辅助细胞CD4明显上升，CD4/CD8比值明显改善，表明重灸翳风穴治疗青少年面瘫的疗效可能与CD3、CD4、CD4/CD8的比值升高有关。孙宁等[11]治疗心胆气虚型失眠病例36例，选取双侧神门、双侧太冲、右侧冲阳穴位一次发泡，4周后结果显示，总有效率75%，有效病例均在48h内起效，提示天灸疗法治疗心胆气虚型失眠有很好的近期疗效，部分患者还可以改善睡眠节律。
其他疾病 叶玲等[12]以隔药饼灸为主治疗慢性盆腔结缔组织炎82例，药物组作对照，结果显示，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为96.39%，对照组为80.12%，组间差异有显著性(P﹤0.05)，隔药饼灸为主能改善血黏度，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提示隔药饼灸为主治疗慢性盆腔结缔组织炎具有较好疗效，其机理可能与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吸收和调节机体免疫机能、减少复发有关。喻志冲等[13]将68例宫颈癌患者分为灸疗组和对照组，观察治疗前后两组IL-2、IL-6、IL-8、肿瘤坏死因子、红细胞免疫黏附功能、T细胞亚群及免疫球蛋白等指标的变化，结果显示，灸疗组治疗后各项检测指标均好于对照组，提示灸疗可以调节、提高宫颈癌放疗患者免疫功能，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由上可见，灸法具有双向的、温和的、良性积极的调节作用，对某些疾病疗效确切，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在临床上的不足之处：一是临床应用范围较窄，病种有限;二是灸法作用于腧穴位置不明，即便教科书中论及腧穴时，绝大多数穴位只是写明可灸，少数穴位禁灸，部分穴位则莫衷一是;三是关于艾灸的灸时、灸量、灸温、灸质等影响艾灸作用效果的众多因素不明确;四是灸法往往配合其他疗法，如针刺、推拿等一并使用，作为单独治疗手段的不多。其原因关键在于对灸法的认识仅停留于临床应用，对其具体作用机制不甚明了，临床作用机制不明，故很难恰当、正确地发挥其治疗作用，限制了灸法在临床上的推广应用。采用现代针灸学、免疫学和多学科方法及技术，加强灸法的作用机制研究，明确其作用机理，是灸法保持特色，并发扬光大的必经之路。
灸法对免疫调节的实验研究
Fukazawa Y[14]艾灸小鼠足三里和肾俞，以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测定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以观察其对体液免疫的调节机制，分析表明，连续灸刺激导致穴位局部皮肤淋巴结IgG生成细胞增加，从而使血清IgG水平上升。陈礼勤等[15]通过天灸疗法配合玉屏风散防治儿童呼吸道感染，患者感染次数明显减少，症状明显减轻，病程明显缩短，检测血清中IgG、IgA、IgM及补体C3含量均有提高。方向明[16]探讨雀啄灸(肺俞、大椎、定喘穴)对支气管哮喘患者RCD及IgG、IgE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治疗组治疗前RBC-IF、IgG、IgE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治疗后的各项指标均明显下降，其中IgG、IgE接近正常水平。
红细胞免疫系统是1981年Siegel等提出的概念[17]，它使人们认识到红细胞不仅具有携带运输氧气的作用，还可像白细胞一样具有多种免疫功能。靳聪妮等[18、25]将以熟地、山药、山茱萸等为主方的药物制成药饼置于健康人神阙、关元、足三里等穴施灸。结果发现，隔药饼灸后红细胞免疫黏附促进因子、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和丙二醛含量与灸前比较，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抑制因子变化不明显，说明隔药饼灸能使红细胞免疫功能得到改善，有利于机体正常状态的红细胞免疫功能的稳定，并可加强超氧化物歧化酶清除体内氧自由基的能力，增强机体红细胞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田岳凤等[21]用同样方法观察隔药饼灸对机体红细胞抗免疫黏附活性的影响，发现隔药灸后RBC-C3b花环形成率明显升高，IC花环率有下降趋势，提示隔药饼灸能改变红细胞免疫调控状态，增强机体红细胞的特异性免疫功能。
黄迪君等[19]观察麦粒灸对实验性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的影响，发现造模后实验动物Caspase-3表达增强(P﹤0.01)，经艾灸后足跖肿胀度降低(P﹤0.01)，Caspase-3较模型组增加(P﹤0.01)。提示艾灸可能通过促进局部组织炎性细胞的凋亡，抑制局部组织的增生，以减轻局部组织的炎症、水肿等症状。王松等[20]观察艾灸疗法对兔膝骨性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的影响，于造模后6周艾灸后三里(相当于人足三里)、阴陵泉、阳陵泉、血海四穴，4周为一个疗程。结果显示，艾灸治疗组关节软骨细胞凋亡阳性表达比骨关节炎模型组明显降低，软骨细胞凋亡率比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比模型组明显降低，认为艾灸疗法能减少关节液一氧化氮的含量，抑制软骨细胞的凋亡。
骆文郁等[22]在传统灸法的基础上，将艾绒进行特殊加工，并配以人参、附子、干姜、苍术等制成无烟灸条，对实验性小鼠的神阙穴施灸，观察其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此法能明显提高小鼠吞噬细胞的吞噬率和红细胞C3b受体花环形成转换率。裴建等[23]观察艾灸调节肿瘤免疫抑制效应与IL-2受体-Jak-Stat信号转导通路的关系，探讨艾灸调节免疫抑制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艾灸治疗能够提高荷瘤小鼠低下的中亲和力IL-2R数量，显著提高荷瘤小鼠脾淋巴细胞的IL-2Rα和IL-2RβmRNA表达水平，而对IL-2RγmRNA表达无明显影响;能有效提高Jak1mRNA及Stat5a、Stat5mRNA表达水平，而对Jak3mRNA表达没有影响。推测艾灸大椎穴调节免疫抑制效应与上调IL-2R-Jak-Stat信号通路有关，其中IL-2Rβ-Jak1-stat5信号分子可能是介导艾灸调节免疫抑制效应作用的靶分子。
刘慧荣等[24]取天枢、气海穴分别对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大鼠进行隔药灸、温和灸治疗，治疗后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大鼠成纤维细胞上清液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转化生长因子β1含量，认为艾灸大鼠天枢、气海穴能抑制大鼠结肠成纤维细胞分泌促细胞外基质细胞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转化生长因子β1，减少细胞外基质的积聚，达到防治肠纤维化的作用。认为，艾灸在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的同时，可使CD3、CD4的含量明显升高。张英[27]应用阳虚小鼠模型观察不同灸治时程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艾灸15分钟可显著提高阳虚小鼠的T淋巴细胞酯酶阳性率，艾灸5分钟和25分钟则无显著作用，但艾灸5分钟、15分钟和25分钟均可显著提高阳虚小鼠淋巴细胞转化率。
从以上实验研究来看，灸法对提高机体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功能有着显著的效果，对免疫应答的调节已涉及到神经内分泌系统，灸法的作用机理探讨已经从细胞水平逐步深入到分子生化、基因水平，灸法的实验研究已日趋深化。
问题与思考
尽管灸法的临床应用与实验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灸法刺激量的研究是针灸由临床经验积累向现代医学转化的重要步骤。目前，这方面工作开展不多，导致经验性的成分较多。可见，要加强中医文献整理工作，全面掌握古今医家对灸法机理的认识，从中寻找线索，使灸法的治疗更加规范，针对性更强。希望对灸法刺激量问题的研究成为今后灸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灸法可治疗多种疾病，但取效的关键在其补泻方法上，所以对其研究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非常欠缺，尤其是从比较医学的角度开展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对灸法补泻的研究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研究表明，免疫系统内存在调节网络。随着“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的研究进展，人们已认识到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在机理研究方面，除继续从免疫系统调控网络上进行探讨外，应着重研究灸法与免疫作用的神经内分泌机制。我们应该从循证医学角度出发，采用随机对照、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方法，为探讨灸法的临床疗效和作用机理提供新的思路，更好地指导临床。随着生化、免疫、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艾灸治病的机理研究将日益深入，灸法的临床应用前景也会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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