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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色彩

日期: 2009-10-20 20:46:39 浏览: 6 来源: 学海网收集整理 作者: 翁致勇

浅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色彩
   摘要: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题材有限,人物不多,且多以女性为主,两性关系、婚嫁迎娶是她揭示生活底蕴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在当时,像她这样的女性作家取材的领域是相对狭小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她的作品始终都在思考怎样去改变人生的处境,但始终没有结果,所有的人都妥协了。这是张爱玲的无奈,或许也是她的深刻所在。
   中心句:小说是以它自己的方式,通过它自己的逻辑,依次发现了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维度。”张爱玲第一次在传统通俗文学的形式中,展示了时代的崩溃与转折的进程,传达出个人与历史、生活与命运等方面的现代内涵。
   在张爱玲构造的艺术世界中,社会与人生都犹如梦魇,是没有出路的。她的作品展示的是整个人生的悲剧性体验。她笔下的人物冷酷自私,即使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亲情,人们的心态扭曲变态;她眼中的世界没有爱也没有温暖,大家都在为了自己而痛苦地挣扎,在注定的绝望中觅取一生,“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题材有限,人物不多,且多以女性为主,两性关系、婚嫁迎娶是她揭示生活底蕴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在当时,像她这样的女性作家取材的领域是相对狭小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她的作品始终都在思考怎样去改变人生的处境,但始终没有结果,所有的人都妥协了。这是张爱玲的无奈,或许也是她的深刻所在。
     (一)蚕食:世间亲情的冷淡和泯灭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他却要担负着大于他本身的能力的任务,这与其说是给他机会,不如说是强加给他一副“枷锁”。聂传庆的肉体和精神受到了来自他的家庭的严重伤害,二十上下的人眼角眉梢却带着“老态”,为人委琐、怪僻,父亲不但打聋了他的耳朵,而且骂他“贼头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这一切导致了他病态的心理,变态的性格,“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因此他憎恨父亲,憎恨家,希望在言子夜教授身上寻找到理想的父亲形象,当这个企求幻灭之后,他又在言丹珠身上寻找寄托:“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然而丹珠沉默了一会,悄然答道:“我如果爱上了谁,至多我只能做他的爱人与妻子,至于别的,我……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聂传庆渴望着摆脱以父亲为代表的没落生活,但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小说结尾四个字“他跑不了”即证明了他摆脱不了变态心理的折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聂传庆认识到人的努力是没有价值的,进一步导致了病态心理的更加扭曲。这不仅是对他自身存在价值的否定,更是对他所生存的那个家、那个社会体制的否定,其实质就是一种悲剧的反映。
     张爱玲天性敏感,品味独特。她对一般的人淡然处之,只有自己欣赏的人,她才会表现出热情。这种不流众俗和独享的品性让张爱玲看待现世中的人永远都带着一种隔阂,对待这个世界永远都有着一种无碍于他人的自私。这种内心的孤独和无依感也反映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亲人之间没有爱,谁也不真正关心谁,大家都为了钱,或迫于无法抗拒的压力互相利用,互相欺骗,亲人之间尚且如此,其余的人际关系可想而知。用佛洛伊德的观点解释,就是真实的需要被压抑在潜意识里,而用另一种形式表现于外。
   (二)直面:无可幸免的“被食”和“食人”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人物画廊中色彩鲜明、血肉饱满的一个形象。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出彻底的悲剧。让一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少女与一个终年卧床奄奄一息的活死人生活在一起,本来就是对人性的摧残,已经是够不幸了,可七巧同时还因低微的出身而时常遭受曾家的轻蔑和排斥,这样的处境扭曲了她的本性,她要夺权、要守财、要报复,她要用自己的方式把在曾家所受的侮辱和损害宣泄出去,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与寄托。从这个意义上讲,曹七巧后来对儿女种种难以理解的举动就不是偶然的。尽管这丝毫不能弥补她所遭受的不幸而只能使不幸在儿女身上延续,但她在所不惜。我们之所以对曹七巧印象深刻,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悲惨遭遇,而是由于她的不觉悟,没有进行积极的斗争,反而成了帮凶,从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给读者留下了深层次的思考和一声叹息,这或许就是张爱玲的高明之处。
   我们对于悲剧人物的一般理解是,自身相当完美的人物之所以陷入悲剧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因而遭致失败甚至毁灭,简单说就是“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而其中的“好人”与“坏人”并不是脸谱型的,往往是人物本身兼有两重角色,典型的除了曹七巧还有顾曼璐。《十八春》中沈世钧、顾曼桢二人的爱情悲剧是“坏人”顾曼璐、祝鸿才的陷害造成的。顾曼璐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父母和妹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但随着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我们不禁“疑惑”了,究竟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从“被食”到协助“食人”的历程,是外因使然的,还是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本能得到了释放?其实,顾曼璐和曹七巧的经历极其相似,两人都是弱者,都是黑暗社会的受害者,都妥协退让而获得“利益”,只是前者看重的是所谓的“家庭”和虚荣,也是为了维护现状而出卖了亲妹妹。角色的转变就在一念之间,一旦走错路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害人害己。真是:一出悲剧人变鬼,满腹伤感忆爱玲。
    (三)妥协:生活的没落与爱情的堕落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相互试探,患得患失的感情纠葛,更是在荒谬滑稽的背后让人有寒彻心底的凄凉。白流苏为着躲避兄嫂的欺辱,冒险去香港时“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从内心讲,她是渴望爱情的,但他不知道前面究竟有什么在等着她,她必须时刻小心谨慎,以免上当,受更大的伤害。白流苏是精明的,当范柳原设计让她吃醋时,她很明白,“无非用的是激将法,逼着她自动投到他怀里去。……她虽然穷,也还是望族,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他担不起这诱奸的罪名,因此采取光明正大的态度。……他处处希图脱卸责任,以后她若是被抛弃了,绝对没有谁可去抱怨”;范柳原也极精明,他摆明了告诉白流苏“我犯不着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可他却又处处在人前与白流苏做出亲狎的神气,使她骑虎难下,除了做他的情妇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张爱玲说:“两方面都是很精刮的人,算盘打的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在这种相互的算计中,白流苏认识到,不要再想什么爱情,她只在乎婚姻。“没有婚姻保障而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在那动荡的现实中,一个女人生存尚且不保,哪里还能侈谈什么爱情,自尊和气节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太脆弱了。在混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已经挺不起高贵的脊梁去支持什么,而是半无奈半情愿地与世合流。她宁愿结婚后独自留在香港,也不愿回去受兄嫂的气。她很“幸运”,战争帮了她的大忙,范柳原没有走成。身外的世界既然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那人又何必强求自己用理性的眼光和心态对待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呢?张爱玲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就这样他们在香港陷落的悲剧气氛中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倾城之恋”。
   “小说是以它自己的方式,通过它自己的逻辑,依次发现了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维度。”张爱玲第一次在传统通俗文学的形式中,展示了时代的崩溃与转折的进程,传达出个人与历史、生活与命运等方面的现代内涵。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在探讨国民性问题,那么张爱玲的小说则是在探讨乱世中的“苍凉梦魇”,在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等人的身上,会让你切身感受到生活的没落和乱世的苍凉。人性的扭曲、生命的无常、欲望的膨胀、悲剧的重复,即使你抽身想逃,但她们梦魇般的经历也会牢牢纠缠着你,让你无法忘却。“正是因为她希冀健康、正常的人生,才用她如橼奇笔道出了人生中的不健全和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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