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前景
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新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由古代传统哲学向近现代哲学转变的新时期。这种转变充满了痛苦与艰辛，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百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来自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挑战；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传入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可以说，20世纪是中西哲学与文化相冲突的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和发展的时代。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因而中西、古今之争便成为这个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问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派别，新问题不断出现，新思潮不断涌现，各种哲学互相争论又互相影响，在曲折中前进，在碰撞中发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20世纪，就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而言，既有“转型”与“重建”的问题，又有继承与延续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哲学究竟有没有生命力？能否进入现代社会，并为新哲学提供精神资源？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哲学家们，并且争论了七、八十年，至今仍在讨论和探索之中。
20世纪，西方哲学传入之后，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何作用？除了中西哲学相互冲突相互批评之外，有没有相互理解与对话的可能？进而有没有逐渐融合的可能？这些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这无疑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课题。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因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之外，在学术理论层面上与中国传统哲学能不能结合，又如何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也是贯彻始终的问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从七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造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期。新哲学的产生固然需要长期的积累，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当然也有新的挑战。多元纷呈的局面来之不易，它必将为新哲学的产生创造条件。
一、 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重建及其特点
中国哲学从产生到今天，可以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并出现过三次高潮。
一是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出现了诸子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通常称之为诸子时代。二是汉唐至宋明的“中古时代”，出现了儒、佛、道之争及其大融合，但以经学形式发展，可称之为经学时代。三是20世纪的“转型时代”，出现了中西之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型”规模更大，意义更重要。
中国哲学虽然开始于殷周时代，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当时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各种学派先后出现，学术思想高度繁荣，可与同时期的古希腊、古印度并驾齐驱。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学术思想受到一次重大打击。接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学者以读经为业，以注经为学，于是开始了经学时代。后来，佛教哲学作为最思辩的哲学，对儒、道哲学形成挑战，三教鼎立，互相争辩，至北宋而理学兴，批判吸收佛、道而回归儒家孔、孟，建立新的哲学体系，可算是中国哲学的第二次高潮。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提出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但他们仍以注释儒家原始经典的形式表达其思想，并未超出古典哲学的范围，故仍属经学时代。
直到清代末年，即将进入20世纪的时候，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康有为等人宣扬“今文经学”，以“托古改制”的名义为变法进行论证。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就是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他根据《公羊春秋》提出“三世说”，表达了历史进化的观点。康有为还著有《大同书》，虽沿用《礼记》中的“大同”之说，但赋予了新的内容，表现了新的乌托邦理想。紧接着，章太炎又提倡“古文经学”，为辛亥革命作论证，并与康有为展开争论。章太炎主编《民报》，发表文章，特别是出版《 书》等著作，反对神化孔子，将孔子还原成一位历史学家，这是他的“古文经学”的重要内容。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接受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中的进化思想，特别是章太炎，已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二人从中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主张渐进的改良，而后者主张激烈的革命。这场争论在当时极有代表性。但从学术的层面上看，章、康二人的古今之争，揭开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序幕，虽然以今、古文经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内容发生了变化，延续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从此宣告结束了。
当时，西学东渐已不可阻挡，成为潮流，中西之争，首先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中国命运之争。革命实践家孙中山，首先吸收西方的政治学说，提倡“共和”，并付之实践。他提出“知难行易说”，一反传统哲学中的“知易行难说”，不是讨论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为革命实践制造舆论。但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并吸收了传统哲学的某些内容。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严复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哲学的启蒙思想家。但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使中国富强。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提倡“物竞天择”，意在倡民力，即民族自强；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主张划定群与己、即社会与个人的权力界限，意在倡民权与民德，即个人自由、平等的权利。他还翻译《穆勒名学》与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大力介绍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高度评价培根建立知识学的归纳法，为科学知识提供理论工具，意在开民智，即开启科学的思维方法。他很重视《名学》之翻译，自称“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严复集》第546页）这显然是针对中国哲学缺乏逻辑思维而言的。更重要的是，他用加按语的方式，在各书中阐述了批判旧学、提倡新学的主张，还批判了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的主张。严复所做的工作，确实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启蒙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