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职业教育的开展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层次是产业技术方式的转变，这是与职业教育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层次。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所指出：“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里，已把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得最明白不过的了。“五建”的“全面推进”，“五化”的“深入发展”，“三大压力”的“日益加大”，既概括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代背景，也昭示了对创新人才、高素质劳动者的大量需求，从而道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回应和支持产业技术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各层次的调整，最为直接的一个子系统就是职业教育。学海网(www.xuehai.net)《纲要》以一个章目（第六章），四个条款（第14～17条），专门阐述和部署了职业教育。本文试就职业教育的实施，尤其是地方和基层应有的回应措施，汇报笔者的一些认识，旨在为相关决策层面提供参考。
1．要清醒地意识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认识，一是整个国民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目标的总体层面，二是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子系统层面，三是当前主要劳动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状况的差距层面。
1．1 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纲要》的第二章第三条阐述了这个战略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接着，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两基一进”战略目标的具体要求。十年内要实现这个目标，其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尽管“教育现代化”、“学习型社会”、“人力资源强国”，这三个重要概念，无论其内涵还是外延，都有待深化讨论；但我相信其测评的指标系列，既不会很轻松也不会太含糊。例如在“普及教育”方面，就已经具体量化了测评指标；高中的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40%；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力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实在的，并非高不可攀；但是就当前人口受教育状况的起步基础来说，要实现这些指标，其任务又确是艰巨的。
1．2 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纲要》第六章第14条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这个发展目标可概括为“一个形成，两个满足”。所要形成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内容宗旨上要“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这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本质性特征；在结构形式上，强调衔接和协调，衔接的理念是终身教育，以能不断“适应”，中、高等职教协调，也是旨在“适应”。“两个满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依归，一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学习需求，二是满足经济社会的人才需求，这两极依归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可是要实现“一个形成，两个满足”的目标，做到“面向人人”（不分穷富），又是确实不容易的。尽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和测评指标还没有权威性出笼，“两个满足”在程度上也未作权威界定；但以“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要求，从“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来掂量，任务之艰巨是不言自明。在“面向人人”的宗旨下，首先就挑战目前定位于创收的职业教育，意味着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向“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转型，首先就得履行“财力投入”的职责（虽不是全责也是主责）。“面向人人”也意味着“普及教育”中包含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普及，将是继“普九”之后，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又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职业教育普及（即使先普及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中等职业教育），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要求，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会亚于“普九”，从而也说明了实现职业教育目标任务的艰巨性。
1．3 当前劳动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状况。今年开展的人口“六普”还未到登记时间，有关资料也待明年才知晓。现就2000年开展的“五普”资料和近年百分之一抽查资料来作说明。“五普”资料反映，贵港市20～59岁的登记人口（包括户籍所在贵港登记时在异地的人口；不包括户籍不在贵港，登记时居住在贵港的人口）共1879735人，占登记总人口（3940054人）的47.71%；受过中等专业（含中等技校）及以上（含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是116022人，占总人口的2.94%（接近3%），占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6.17%；如果减去60岁以上受过中专（含中等技校）及以上职业教育的人口，那么，在20～59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职业教育的所占比重还会小一些，将在6%以下。也就是说，在贵港市94%的主要劳动年龄人口是没有受过职业教育的（也许这其中，有少数人通过自学或私自拜师确也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技艺，但毕竟是少数）。可见职业教育普及任务之艰巨。诚然应该看到自“五普”到现在10年间的进步，以“五普”资料与“四普”相比，受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人数翻了一番，受过大学专科学历的人数是“四普”时的4.61倍，受过中专（含中等技校）学历教育的人数是“四普”时的2.65倍。如果当前20～59岁的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将189735人加上“五普”时10～19岁人口，再减去“五普”时50～59岁人口）为2515235人，“五普”时受过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的人为7249人，因近十年大学扩招幅度大（尤其是所谓“三本”如雨后春笋），且设其增幅为3倍，则推算有21747人；受过大学专科（（包括高等职院）教育的，设其增幅为6倍，则推算应有（36887×6）221322人，占目前20～59岁的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18.23%，那么，在这个主要劳动年龄人群中，还有82%左右需要职业教育普及，仅一个地级市就有200多万人口亟需职业教育，任务之艰巨是绝不能低估的。
2．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决策的四个指向
《纲要》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个体系的构成可分为主体和对象两大方面，在此着重讨论主体的建构。在主体建构的一系列决策中，笔者认为下列四个指向是很关要的；
2．1 毫不动摇地把职业教育定性为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
其意义，在《纲要》的第14条已阐述得很明白：“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明确职业教育的公益性，不充分认识其社会效益，不清醒看到这是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应对科技日新月异、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战略措施，而继续把职业教育定位于“创收”，不仅“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都会成为空话；而且对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都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陷南辕北辙。在客观重要条件上，已达到了7万个亿财政收入的今天，政府也完全有条件提供职业教育这个“公共物品”。
2．2 在职业教育的实施中，政府责任的重新定位。这里说的“政府责任定位”，就是在职业教育资源组织和配置中，各级政府之间和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责任定位。哪些教育资源该由哪一级政府组织和配置，或者各级共同负责，合理按比例去组织和配置，还有同级政府间的府际合作和协调（如不同地市之间，不同省区之间在专业设置上的合作和协调），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都必须明晰和量化。责任定位明晰，既便于监督，避免政府间自利动机中出现的合作“偷懒”和“小九九”打算；又可避免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出现政策晃动或实施行动上的“龙头鼠尾”。对政府的责任，《纲要》在总体上作了明确的规定：“政府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统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健全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诚然，这里的“纳入”、“促使”、“统筹”、“健全”，尤其是“统筹”，都非政府莫属。在职业教育的实施中，政府责任的重新定位就应当围绕这四个关键词所指的内容。今年九月下旬，温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工作。可归结为三大方面：一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二要切实提高职业培训质量，三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这三大方面综合和体现了“纳入”、“促使（或促进）”、“统筹”、“健全”的相应内容。、 学海网(www.xuehai.net) 2．3 重构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全社会参与职业教育，以“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为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是重构全社会参与职业教育激励机制的工作主线。要大力鼓励行业组织，企业举办职业学校，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业培训。须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鼓励企业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同类型中小企业，可通过行业的组织协调，建构职业教育的合作制度，共同落实校企合作制度化。
2．4 重构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实施问责机制。这个问责体系从对象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问责；二是行业企业和社区的问责；三是职业教育学校的问责。从主体来说，一是各级纪监要负责检查监督职业教育有关政策的落实；二是各级人大要监督检查职业教育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实施，有关法规的执行情形；三是教育行政主管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职业教育质量的监督和教育资源投入使用的规范。在问责机制的重构中，三大监督主体的分工，协调和合作是关键，人大的监督是最高层面的监督，负宏观方面，纪监、财政、审计和教育行政负具体方面的问责和评鉴，负教育资源投入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含均衡性）监督和评鉴。在格局上，要形成一个“大教监”的监督体系，充分反映社区，行业和公民的呼声。问责机制的活力在于奖惩预设和对“无赖”、“小算盘泛滥”、“寻租”的积极设防，要把这些设防体现在一系列相关制度的设计（安排）上，体现在职业教育工作体系运作的各个环节上。
3．实施职业教育的几项超前性工作
3．1 调研和信息网建设。要在人口“六普”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更详细的劳动人口教育状况和劳动技能状况的调查，并对相关调查进行设计和部署。以此项调研成果作为职业教育规划编制的基础依据，作为劳动人口状况网络档案的基础资料。此项调研的战略意义在于使我国的“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更为科学化和扎实化，要切实做好调研设计，配置充分的调研资源，努力提高调研成果质量和应用价值。
3．2 编制好各级职业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全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里的一个专题规划（子规划）。依次的省（区、市）、地（市）、县（市、区、旗）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与同级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也是同样的关系。有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专题或专项规划，才能使职业教育的实施获得具体的依循，有利于提高实施的可操作性和绩效。规划还是社会公共管理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所以，要配置充分的相应社会资源，编制好各级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是实施职业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前提。在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编制中，要特别介意面向不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农村，关注贫困家庭尤其是零就业家庭的劳动人口，特别要注意地区的均衡发展和与当地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为此，职业发展规划不仅要注重职教学校的高、中级搭配，还要注重专业设置的协调和搭配，注重“双师”的培育、动员和组织。
3．3 做好年度实施计划。各级政府要将职业教育的开展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项目，把“规划”的目标任务分解为年度任务并作出进度议事日程的安排，也就是要将“规划”分解为年度实施计划。要真正体现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纳入”、“促使”、“统筹”功能，负起“健全”投入机制，“加大”投入的责任。建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具体任务、具体项目、具体工作日程、具体监督考核，都体现在“年度实施计划”的安排和执行中。其中，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重中之中，是贯穿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全程的主线。前述的“一体现两满足”，是编制年度实施计划的宗旨或依归。编制与执行，是年度实施计划两大基本的重要的互动环节，编制得科学可行，执行就具有充分的可操作性，计划实现的程度就比较高，编制要量力而行，执行要尽力而为，这里的“尽力”，主要是尽智力、尽财力、尽责任，要在“计划”中体现激励的制度安排，执行不力或压根就没有执行的打算和措施，计划的编制就毫无意义。
3．4 建议借鉴和创造性地运用“教育券”制度。韩国等一些国家对职业教育实施“教育券”制度，执行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它不仅仅是一种接受和支持教育的激励机制。其做法是将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比如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换成“教育券”的形式发给教育对象；受教育者持“教育券”交学校后，学校以“教育券”跟财政结算教育经费；学校办学质量高，开设的专业适应市场的产业需求，收得的“教育券”就多；既激励劳动人口接受职业教育，增强自身的就业创业能力，又激励办学单位提高教育质量，并注意供销对路（在这里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由老百性说了算，而不是由官方或学校说了算），因此，这又是另一层面（宏观层面）的激励机制。这是“教育券“制度最本质性的原则，至于许多实施细则就不在此赘介了，那些实施细则是针对其国情的不同实际而制定的；我们即使借鉴而学，也只能就我们的国情来借鉴实施，从而制定我们的实施细则。然而，人家的“教育券”制度，确实显化并保障了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显化了财政通过“教育券”对民生福祉的惠及（养医住教是民生的四大支柱），激励了民众的终身学习动力，激励了办学质量。可以说，“教育券”制度的实施，综合体现了一国的文化水准，是综合性很强的文化现象， 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今年，似乎是研讨教育升温迅速的一年，不仅中央主要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讲话，包括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内的全国性教育专题会议的举行，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全国各大报和省报、杂志刊物讨论教育的文章显著增多（尤其是下半年），这种“升温”对促进教育生态环境特别是职业教育生态环境的优化，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学海网(www.xueha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