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综述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模式大发展的新阶段。过去的2009年，被称为危机之年、变革之年、调整之年，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最大的一年。毫无疑问，这种变革与调整之势，在刚刚开始的2010年将持续下去。
一、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出现60多年来首次负增长，
2009年下半年虽出现企稳迹象但仍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
此次危机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美国，发生在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领域，发生在金融领域的心脏地带——美国华尔街，对世界造成冲击之巨大，可想而知。国际舆论把它形容为世界经济的一场大地震、大海啸。这场金融领域里的大海啸，在2007年表现为次贷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开始演变为金融危机，随后进一步由美国扩散至全球、由金融领域蔓延至经济社会各领域，最终演变成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因此，可以这样概括：金融危机起源于2007年，爆发于2008年底，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是在2009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5%、5.5%、4%。虽然2009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复苏好转迹象，但由于上半年经济大幅下跌拖累和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的惯性因素，因此，虽然目前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还没有统计出来，但多家国际权威机构都已预测可能出现负增长。世界银行在2009年6月就预计2009年全球经济将为-2.9%，IMF预计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2009年将下滑1%。2009年将成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并因此载入史册。在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作用下，世界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了乐观迹象，主要经济体出现了探底企稳迹象，但与此同时，刺激政策的负面作用正在显现。如美日等国财政赤字创下历史新高，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流入市场带来了通胀隐忧，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趋暖但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增长、无就业。
2009年11月25日，迪拜财政部突然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最少六个月，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巴克莱、莱斯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这些知名银行，此前就已在金融危机中受了重伤，此番又遭迪拜危机打击，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打头风。迪拜债务危机未过，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又出现粮食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峻的新问题。2009年12月24日，印度宣布，由于土豆和蔬菜价格上涨，该国的食品批发价格指数已达到近11年来的最高点。印度的土豆价格同比上涨2倍以上，蔬菜涨价37.9％。同日，越南国家统计总局表示，通胀率连续4个月上升，12月越南的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6.52％。
发达经济体的巨额赤字、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隐忧，以及被视为第二次“雷曼事件”的迪拜债务危机，警示着刺激政策后遗症已逐渐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很不稳，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不排除出现新的动荡和反复的可能。这主要表现在：在虚拟经济领域，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尚未得到根本性治理，新的监管机制和交易规则尚未建立，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仍在继续泛滥，这些金融风险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在实体经济领域，美、欧、日经济虽止跌回稳，但不确定因素仍多；在国际贸易领域，受流动性增多、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国际上大宗商品以及黄金等贵金属的价格快速上涨，发达国家消费疲软，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对国际贸易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势头强劲
国际金融危机使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消长变化。美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再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拖累，软硬实力都明显受挫。据统计，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用于反恐战争的账目费用就已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分别约为7480亿美元和3000亿美元。2009年12月16日，美国众议院又通过总额为6363亿美元的国防拨款法案，其中约650亿美元将用于阿富汗战争，这还不包括奥巴马12月宣布的对阿增兵计划所需费用。此外，美国国债和财政赤字屡创新高，对中国、日本等主要债权国的依赖和借重越来越深。而2009年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前两季度继续负增长，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经济结构需要大的调整。美国引以为豪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日益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软实力大受影响。《后美国世界》的作者、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利亚说，“过去几年间，全球有近3/4的人口在崛起，只有一个国家在走明显的下坡路，那就是美国”。
欧盟、日本也困难重重。欧盟经济自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连续５个季度经济萎缩，出现了自1999年成立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2009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虽然增长0.4％，结束了连续５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势头，欧盟27国经济第三季度环比增长0.2％，也正式走出衰退。但与2008年同期相比，欧元区和欧盟第三季度经济分别萎缩了4.1％和4.3％。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11月初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中认为，欧元区经济2009年全年仍将出现4.1%的负增长。日本2009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了3.2%，换算成年率为负12.2%，降幅为战后第二大降幅。第二、三季度虽然出现了正增长，但面临失业居高不下、通货紧缩、日元升值、个人消费势头减缓等多重挑战，基础不稳，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
新兴大国虽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总体上仍能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印度经济增长率在2008-2009年度回落至6%；中国经济2009年第三季度已经达到8.9%，全年实现8.7%的增长。据中国海关2010年1月10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出口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已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预计2010年中国可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出现显著变化，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占全球GDP比重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尤其是中印两国更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有利于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认识、把握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国际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即一超与多强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从东西方关系和力量对比变化来说，当今世界正处在500年未有之大变局。自西方引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居国际舞台的中心地位，东方国家或者处在被殖民、被掠夺、被压迫的地位，或者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边缘地位。而现在，东方国家开始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G20峰会。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舞台的G20，有一半成员都是东方国家。通过G20的几次峰会，东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明显增大。比如G20同意东方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提升5％。东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认可和重视。东方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促进其政治地位的提升。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东方国家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国家的片面立场，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东方国家能够不屈服于西方国家的压力，使西方国家不能按自己的愿望行事，这在过去是少见的。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来讲，“一超”与“多强”之间相对消长在2009年更加明显，有人讲现在的格局正由“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转变，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多强”更加显眼，而“一超”的含金量则越来越小。
在本轮世界力量调整过程中，新兴大国崛起成为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新兴大国凭借后发优势，多年来保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驱动力和增长点。世界主要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大国大部分都是新兴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四国外汇储备共计达到3万亿美元，国内市场广阔，已经成为全球需求和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按目前发展速度，到2050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将超过西方七国集团。20年前西方七国集团占全球GDP的70％-80%，现在只有50％-60%。2000年，“金砖四国”的GDP占全球的8%，2008年则上升到16%。随着新兴大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新兴大国不仅会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主力军，并且还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从中长期看，全球投资、贸易格局和经济增长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逐步向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向平衡的格局转变。
近年来，新兴大国联合自强意识增强，合作机制不断发展。有代表性的是“3”、“4”、“5”三个机制。
“3”是中国、俄罗斯、印度。中俄印三国合作起步较早，务实合作成效显著。中俄印三国外长已经形成了定期会晤、轮流举办的机制，2009年10月，三国外长在印度举行了第九次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公报。中俄印三国领导人也不定期举行会晤，商讨三边合作的战略性问题。
“4”是“金砖四国”。“金砖四国”这个名词最早是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提出的，最初只是一个概念，目前四国务实合作不断深入，“金砖四国”从概念逐步走向现实。2009年6月，“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提升了四国合作的机制。奥尼尔认为，“金砖四国”的前景越来越被看好，“绿芽已经长成水仙花”。
“5”是指“展望五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展望五国”则是在西方八国集团召开期间形成的南北对话会，也就是G8+5。由于西方八国形成一个集团，而五国是被邀请参加，地位并不平等，因此，后来五个国家加强了彼此战略协调，在出席八国集团期间也举行首脑会晤，日益形成了五国集团。
当然，新兴大国的发展与合作也面临一些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自身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挑战两方面：一方面是自身内部的挑战，就是新兴大国之间也存在一些利益差异，各自有个“小九九”，相互协调与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严格意义上说，新兴大国还不是一个集团，也不是一个整体，“3、4、5”三个机制交错并行本身就说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组合，目前还没有一个包括所有新兴大国的多边对话论坛和平台。此外，新兴大国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处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各自利益诉求差别不小。
比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印度和巴西三个发展中大国立场就不太一致。2009年8月24日，正在北京访问的印度环境和林业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明确表示：作为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另一个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印度坚决站在和中国一起应对气候变化的阵线上。10月21日，中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联合研讨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两国签署了《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明确“建立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中印迅速协调立场，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巴西则和欧洲“套起了近乎”。哥本哈根峰会召开之前，巴西总统卢拉与法国总统萨科齐签署了一份名为“共同计划”的文件，在记者招待会上，卢拉总统盛赞这份文件是“气候圣经”，可以作为其他国家“参考的样本”，并要求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应承担更大责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应当有更大的勇气。中国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责任，但是经济在快速增长，也需要有稍大一点的勇气。”
再比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巴西、印度、德国、日本绑在一起组成四国集团，提出了“A方案”，即增加6个无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具体分配是亚太与非洲各两个，欧洲与美洲各1个，以及增设3个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德、日、印、巴四国自我感觉良好，志在必得，并为此四处出击，展开外交争夺战。而对于印度、巴西的“入常”企图，巴基斯坦、埃及、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并不认同，他们与意大利共同组成联盟坚决支持“B方案”，即不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新增8个任期4年并可连任的准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增设一个任期2年（不可连任）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国家的大使经常在咖啡馆聚集，共商大计，随着大使越聚越多，人们称之为“咖啡俱乐部”。随着“咖啡俱乐部”越来越大，四国入常梦想越发渺茫。除了内部协调之外，新兴大国崛起更多是来自外部的挑战。新兴大国是相对于传统大国而言的，新兴大国的崛起直接冲击的是西方传统大国的利益，必然会引起其反弹和防范，西方传统大国不愿看到新兴大国后来居上，千方百计加以牵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西方传统大国希望新兴大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捐赠更多的份额，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在提高新兴大国的投票份额时却十分“抠门儿”，不愿做出过多让步，美国更是牢牢抓住否决权的底线不放。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西方传统大国更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公开提出要求中印等新兴大国承担大气减排任务作为其履行减排目标的前提，甚至分化离间新兴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宣称协议无法达成主要是由于新兴大国不愿承担减排任务所致。
三、国际体系继续深刻调整，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加速了世界力量转移的过程，从而推动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日益强烈，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持续高涨。“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国际经济体系改革起步，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出现新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将发达国家5%和3%的投票权转给发展中国家。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平台。作为此轮国际体系变革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在危机中应运而生，作用不断提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以往G20虽名不见经传，但也不是什么新事物，早在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关各方根据七国集团建议设立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年度对话机制，成员包括八国集团（G8）成员、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欧盟，由10个发达经济体和1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过去的10年，G20机制并不引人注意，甚至没有太多人知道。但这次金融危机后，G20异军突起，风头甚至盖过G8峰会。这一变化深刻反映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全球性挑战上升，发达国家越来越难以垄断国际事务，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越来越离不开新兴大国的参与。
为应对危机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G20先后召开了三次峰会，第一次是2008年11月在华盛顿，第二次是2009年4月在伦敦，第三次是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里的份额。现在的情况很不合理，西方七国目前GDP下降到全球一半左右，却依然在国际金融机构拥有超过75%的投票权。中国、巴西等新兴大国在IMF的份额甚至不及一些欧洲小经济体。比如，荷兰、比利时的GDP加起来只占世界的1.2%，但两国在IMF的份额却占到4.5%。中国GDP占世界7％-8%，但在IMF中的份额仅为3.72%。所以与会的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进行改革，以真实反映国际经济金融力量对比的现实。匹兹堡峰会决定，将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至少提高5%，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这是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一个阶段性成就，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明显提升。而三次20国集团金融峰会做出的有关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各种改革措施和机制都意味着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着大幅变革。
G8+5领导人会议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对话机制。就是八国集团成员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这一机制最初是法国倡议召开的，初衷就是G8已经无法解决世界上的事情，需要发展中大国的参与，但实际上会议议题是G8说了算。就拿2008年在日本北海道的洞爷湖召开的G8+5峰会来说吧。洞爷湖是个十分漂亮的风景区，有山有水。日本将G8成员国头头脑脑们安排在视野更开阔的山顶开会，参加对话会的5国元首只能在山脚下“恭候”，8国开完会了，定好调了，再叫5国上去。日本作为主办方，如此心机用尽、刻意安排，是为了显示G8的主导作用。不过，今后日本再也没有机会这么干了。2009年在意大利召开的G8+5峰会是最后一次。匹兹堡峰会决定由G20取代G8，G8即使不会很快解散，在国际上也难以有太大的影响了，因为G8自己开会解决不了世界上的问题。
四、各大国纷纷调整对外政策，大国关系频繁互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同时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各大国加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抢抓战略制高点。先看美国。打着“变革”旗帜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幅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重视运用“巧实力”修复美国形象。所谓“巧实力”，就是把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机结合起来，以发挥最佳效果。为了显示美国已告别“布什时代”，奥巴马上台伊始便宣布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和从伊拉克撤军，正式放弃“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美国新政府在对外交往中还刻意放低身段，体现善意和诚意。过去美国总是以世界老大自居，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让别人唯命是从；现在虽还在讲自己的那一套，但语气已有所软化，对其他国家的话也显得有耐心去听了。奥巴马2009年6月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宣称美国寻求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启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新起点。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表态，得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一些积极评价。为了拉近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奥巴马苦心用尽，一再强调自己名字中间有个“侯赛因”——而在竞选期间，奥巴马最忌讳的就是有人拿他名字中的“侯赛因”说事，共和党就告诫美国人民：“我们刚刚推翻了一个侯赛因，难道要再选举出一个侯赛因？”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库，奥巴马大力倡导建设“无核武器世界”，抢占道义制高点。奥巴马
甚至因其促进和平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在任总统，也是尚未取得明显成绩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当然，在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同时，奥巴马并没有放弃使用硬实力。就在奥巴马赴瑞典领奖的前几天，他还宣布向阿富汗的增兵计划。西方媒体戏称“战争总统获得和平奖”，美国国内的民意测验也显示，多数人认为奥巴马“不配”领诺贝尔和平奖。
二是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外交。奥巴马政府履新之际，恰逢金融危机不断蔓延扩散，因此，奥巴马把应对金融危机、带动美国尽快走出危机作为其执政的头等大事。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国内摆脱金融危机的主要任务决定了奥巴马在外交上更加重视经济金融外交：一方面激活并提升G20对话机制，积极推动并主办了两次G20金融峰会，要求各国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与美国协调行动，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等方面通过一定的妥协让步，以换取全球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出手相助；另一方面，奥巴马继续坚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个核心利益，继续压中国人民币升值，敦促中国、日本等国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同时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通过碳关税法和对华轮胎特保案等一系列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
三是推行全面兼顾的地缘战略。美国新政府重新推行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全球战略，继续将大中东列为重点投入地区，同时逐步把反恐重心转向南亚，出台从伊拉克撤军计划以及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战略；进一步巩固跨大西洋关系，改善与欧洲盟国的关系，“重启”美俄关系；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提升中美关系定位，重视跨太平洋关系，增加对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投入。
四是推进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在中东和平问题上，2009年1月22日，奥巴马宣布任命前参议员乔治?米切尔为中东特使，专门负责推动重启中东和平进程，米切尔曾在北爱和平事务谈判中立下汗马功劳，外交经验丰富，就任特使的一年时间里，他频繁领命前往中东地区，甚至在耶路撒冷设立了“中东办公室”；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不断释放改善与伊朗关系的善意，表示愿与伊朗对话接触，软硬两手推动伊核问题解决；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在推动国际制裁的同时也显示一定积极姿态，12月8日，奥巴马派出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博斯沃思访问朝鲜，以推动朝鲜重返六方会谈；此外，奥巴马也调整了小布什时期的对苏丹的强硬政策，出台了以接触缓和为主调的对苏丹新战略。
总的看，美国外交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有利于大国加强沟通协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奥巴马调整战略，主要动因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看清了国际格局大变革的趋势，美国战略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防范遏制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一超独霸地位。
其他大国也都认识到当今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都怀有强烈的紧迫感，都在加紧调整各自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谋求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俄罗斯对内积极消弭危机影响，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单纯依靠能源出口的单一型经济增长模式，整顿经济秩序，对外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与各方关系，着力经营和扩大在独联体的影响，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重启与美国关系，积极缓和与欧盟关系。欧盟推动完成《里斯本条约》批约进程，一体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对外积极参与国际议程和国际规则制定，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谋求主导权和道义制高权。日本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倡导“友爱外交”，倡建“东亚共同体”，加大对亚洲地区的投入，从过分依赖美国向注重自主均衡外交发展。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积极参与各种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在国际体系变革进程中力图发挥更大影响力。
总体上看，大国纷纷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互动更趋频繁，维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框架，同时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合作、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五、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空前突出，日益
成为大国争夺未来制高点的重要抓手
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自冷战结束以来就逐步上升，但在2009年表现尤为突出，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索，包括核扩散、恐怖主义、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疾病蔓延、自然灾害等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在各国内政外交议事日程上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
2009年继金融危机后，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头号焦点问题。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博弈。不久前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就充分折射出我们这个“地球村”中不同“村民”的众生相，再次暴露出了西方国家的真实嘴脸。
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将自己做过的承诺统统抛诸脑后，极力想否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废除《京都议定书》，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承担强制减排义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卸自身过去200多年来无限制排放的责任，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这就好像富人吃饱了，现在注意节食了，但却要求还没吃饱饭的穷人同他一样节食。《纽约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讥讽了某些政客在减排问题上的伪善：1200辆高油耗的豪华轿车、140架私人飞机云集哥本哈根，讨论减排问题。还有媒体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列举了此次会议“之最”，其中一项是，哥本哈根会议是历史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会议——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5万名代表和记者与会，本次会议共制造多达4.62万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字超过50万埃塞俄比亚人的年排放量，能填满将近1万个奥林匹克游泳池！
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历史最“悠久”、“贡献”最突出，但现在却以一副“救世主”的面貌，企图成为推动国际减排的“旗手”。为使会议达成对其有利的结果，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媒体使出了透露所谓“丹麦草案”、挑拨小岛国同发展中大国的关系、捏造“匿名”消息、对中国官员的讲话断章取义等种种手段。结果呢，会议最终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据说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进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国正在开会的会场，与四国商量达成的，欧洲根本没说上话。欧洲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称哥本哈根会议为“灾难”。会议一结束，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就忍不住指责起了中国，他在《卫报》发表文章，声称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但他忘了，英国二氧化碳人均累计历史排放达1125吨，是全球最高的。中国的人均历史排放微乎其微，当前的人均排放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4。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做出了现阶段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中国提出的到2020年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40％-45%的行动目标，要想实现绝非易事。西方发达国家整天喊着减排，还拥有先进的节能技术，但在1990至2005年的15年间，所有发达国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只下降了26%。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挥了负责任的作用，问心无愧。西方通过这次会议也再次认识到了一点：想要用高压的手段逼中国就范、接受不公平的协议，已经做不到了。丹麦气候与环境问题研究所专家克里斯坦森评论说,发展中国家在话语权上属于“弱势群体”,所以一旦大会出现什么问题,发达国家就会发动强大的舆论工具把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米利班德的表现“并不出人意料，但却有失风度”。
核安全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位置也显著前移。2009年，核裁军、核扩散、核能合作与利用等各种核问题交织。奥巴马打出了以建立无核武器世界为旗帜的一揽子核裁军计划，美俄重启了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谈判，朝鲜试爆核武器和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使核扩散问题日益严峻。在美国倡导下，首次在联合国框架内召开了核裁军与防扩散峰会。随着2010年全球核不扩散审议大会和核安全峰会的召开，核安全问题将进一步升温，牵动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的神经。
2009年的恐怖主义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继续坐大，伊拉克爆炸事件仍持续不断，印度等南亚地区爆炸事件明显增多，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死灰复燃，不断制造恐怖爆炸袭击，奥巴马的阿巴新战略遭遇困境不得不做出进一步增兵计划。2009年12月25日，一名尼日利亚人乘坐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下属的西北航空第253号航班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美国底特律，在降落前20分钟左右的时候企图点燃随身携带的自制爆炸装置，所幸没有引发剧烈爆炸。28日，“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机构通过互联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是针对美国打击在也门的“基地”组织所采取的报复行动。炸机未遂案发生后，奥巴马政府被惊出一身冷汗，各个飞往美国的航班都如临大敌，呈一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有很多机场提高了安检级别，除了加强原先的安检措施外，有的还要求登机前必须经过人体扫描，就差没有进行CT检查和核磁共振成像了。美国炸机未遂事件进一步反映出“基地”组织在海外的活动重心日益从伊拉克向包括也门在内的阿拉伯半岛转移。另一方面，2009年的索马里海域并不平静，国际社
会虽然加大了在此海域的剿匪力度，纷纷派出军舰护航，但索马里海盗继续兴风作浪，不断袭击绑架来往船只和人员。2009年索马里海盗共发动214次袭击事件，比2008年的111次袭击事件多出近一倍，比2007年多出近两倍。国际海盗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地区的安宁与发展。
2009年甲型H1N1流感从美国和墨西哥爆发并很快蔓延至全球。甲型H1N1流感日益成为全球性威胁。国际社会加大了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合作，凸显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此外，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原油价格一度跌破每桶40美元，国际原材料价格暴跌，随后随着经济出现企稳，能源价格开始攀升。近期，越南、印度等一些国家出现粮食价格暴涨。能源与粮食价格的暴涨暴跌引起了全球对能源和粮食安全的高度关注，各国都在积极开拓能源供应、建立能源储备、加大对能源战略通道的争夺。
全球性问题在2009年尤为突出，原因何在呢？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带动效应。金融安全本身就是全球性问题之一，由于美国金融领域的问题导致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日益形成一个地球村，彼此利益日益交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日益成为趋势，一些问题一旦爆发就很快形成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协同应对，因而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超越一些双边和地区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话题。三是争夺未来发展和国际体系制高点的需要。
从2009年以来大国围绕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与竞争来看，全球性问题已经不简单表现为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越来越表现为谁占据了全球性问题的主导权，谁就获取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和国际体系变革的主导权。也就是说，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再仅仅取决于各国在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的主导权，还越来越取决于各国在气候变化、金融领域、能源粮食等领域的主导权。正因如此，各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针尖对麦芒，互不妥协，都想取得最大利益，以便在后京都议定书框架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为本国未来几十年营造有利的发展空间。
六、各种发展理念和模式都在深刻反思调整，
发展模式多样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历史上往往大危机带来大变革，促使思想大创新。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对各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热议，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美、英近30年来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模式，主张少监管、少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被誉为“华盛顿共识”。至80年代苏东阵营瓦解，新自由主义更是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撒切尔夫人由此提出了“别无选择”的唯我独尊口号。面向21世纪的人类难道真的舍此无他、别无选择？
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美英的意识形态泡沫——人类并非别无选择。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质疑声浪在全球范围内泛起。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如果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华盛顿共识”的胜利，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则“宣告了它的死亡”。虽然美国一再强调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国没有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与金融管理、合理储蓄与超前消费的关系，但这三大关系严重失衡的根源还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使美国出现了重新审视和修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浪潮。奥巴马提出了庞大的经济复兴计划。从该计划的一系列内容来看，实际上预示美国将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修正。
面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日益式微，法国、德国代表的欧洲社会福利模式则跃跃欲试，认为是可以向全球推广的最好时机。欧洲右翼领导人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始与自由资本主义拉开距离，公开谴责市场无序的危害、投机资本的无良和道德缺失，呼吁重建“善良”的资本主义。欧盟在各种场合不断推广宣传欧洲的经济治理模式和高福利的发展模式。但欧洲模式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也暴露出动力不足的根本性弱点。在此次金融危机冲击下，虽然欧洲不是危机的起源国，但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最后欧洲受到冲击反而大于美国。而从2009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看，美国的经济要好于欧洲，不排除美国早于欧洲走出危机的可能。因此，欧洲模式虽然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事实上却抵抗不住危机冲击，具有自身的现实弱点。俄罗斯继续完善和发展普京主义发展模式。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实施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成为近乎失败的国家。普京上台后推行新政，在经济上，对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能源资源实施国家控制，并利用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在民主政治领域，创造性提出“主权民主”概念并着力实践，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由此，俄罗斯恢复了一定实力并具有了更多的自信，逐步“重返国际舞台”。但金融危机暴露了俄罗斯经济“成也能源、败也能源”的弊端，迫使俄罗斯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梅德韦杰夫总统最近表示，国家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着力推进医学、能源和信息技术、太空通信等产业。目前，俄罗斯正利用经济的复苏，大力推进“2020年前俄罗斯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规划”，争取尽快恢复和发展国家实力。
许多非洲国家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对其没有示范效应，明确表示要以“东方为师”，走东方国家的道路。拉美等一些奉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也开始纷纷抛弃现有的发展模式，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美欧发展模式“麻烦缠身”、中国模式显现强大生命力的背景下，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以往的怀疑、诋毁演变为重视、忧心乃至言不由衷的“捧杀”。中国发展模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取经”，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但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中国模式自身也有弱点和不足，如过分依赖出口，过分依赖投资，过分依赖外需等问题。
随着全球性金融海啸日益转化为经济危机，不仅引发人们对各种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反思和调整，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西方社会在反思中探索资本主义的出路。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找回资本主义的‘良心’”。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宣称要“重塑资本主义”。还有人建议推行“人道资本主义”。欧洲国家开始用自己的目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找出路。“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疑问在欧洲上空不断回荡。批判资本主义的鸿篇巨制《资本论》重新成为西方读者的宠儿，且读者多数都是青年学者。《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正在不断暴露。人们形象地说，“马克思又回来了”。
更多人主张实现更具公正和透明的全球治理。法新社、路透社、俄新社最近做的一些民调和舆论调查更是验证了民众的心态：多数国家民众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不满，要求通过规范和改革来解决；前苏东国家一部分人怀念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当前的民主制度失望；巴西、墨西哥以及乌克兰等国民众认为政府应该将财富更为公平地分配给社会大众。
有的国家更加坚信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拉美，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翼公开主张走“21世纪的社会主义”。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得到了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多个国家的认同和实践。这些国家抛弃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了各自的社会主义主张，实施了消除社会不公和改善穷人地位的社会改革。拉美左翼还积极联合起来，组成“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相互交流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增强共同应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这些国家又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同认识，使得拉美社会主义的内涵更加丰富。
虽然“21世纪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但至少说明了这些国家走的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拉美社会主义迅速崛起，试图用新的模式替代资本主义，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国际上各种思潮和治理理念层出不穷，诸如全球治理、低碳经济、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等等。各方竞相提出各种理念、模式的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国际道义制高点和国际话语权的竞争。
七、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升，中国因素广受关注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日益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
2009年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背景下，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其他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各方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借重依赖明显增强，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显著增强。有不少评论认为，中国已经迈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上的“中国热”持续升温。2009年12月，美国一个叫全球语言研究所的媒体跟踪集团发布报告，该所对过去10年世界上的媒体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崛起是过去10年的世界头号新闻。国际社会对中国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而是对一种新的大国崛起方式和新的发展道路的审视和思考。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一是中国力量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出现衰退，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采取了果断有效的措施，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冲击，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达到8.5%，增速跃居世界主要经济体首位，全年经济达到8.7%的增长。中国进出口和外汇储备继续上升，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并有望在明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
二是中国声音明显响亮。在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日益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文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建立超主权货币储备的建议。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中国主动提出GDP单位能耗到2020年削减40%-45％的目标，并毫不客气地批评发达国家在大气减排上虚伪和不道德行为。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9月份出席联合国核裁军峰会、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20国集团金融峰会等四大峰会时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上述四个领域的改革主张和立场。可以说，在2009年，中国政府越来越注意在各种国际和地区场合阐述自身的主张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中国自身利益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三是中国话语权显著提高。2009年不仅是中国勇于发出声音、表达立场观点的一年，更是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话语权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年。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和争取，西方发达国家被迫同意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份额，同意以20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首次得以与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经济领域实现合作共治的可能。
四是中国模式吸引力明显增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美英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日益受到质疑，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虽跃跃欲试但动力不足，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经验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把眼睛从西方转向东方，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来中国“取经”的外国学者政要明显增多，中国模式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国际上过高估计中国的发展水平，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声音也在升高。不少国家既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又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疑虑，还有一部分人有意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企图牵制中国发展。对此，我们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可能很快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经济质量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是“世界工厂”，但自己的世界品牌少得可怜。中国要真正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八、随着中国日益向世界大国迈进，中国外交越来越活跃
2009年以新中国外交60周年为契机，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线，以多边峰会为重要平台，以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为动力，大力统筹国别和各领域外交，各项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成绩显著，亮点突出。
首先，大力开展峰会外交，推动国际体系改革进程。2009年多边机制十分活跃，峰会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亮点。中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各类多边峰会，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和挑战，取得显著成果，有力维护了国家利益，充分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胡锦涛主席先后出席G20伦敦峰会和匹兹堡峰会，就宏观经济政策同各国加强协调，提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倡议举措，提振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信心，为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迈出坚实步伐，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全面深入阐述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宣布中国在减排、节能、环保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尤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的积极斡旋为会议最终免于失败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最后关头，温家宝总理召开中国代表团会议，分析说，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能轻言放弃。他立即决定约“基础四国”领导人再次会晤，作最后努力。当四国领导人正在最后梳理共同立场时，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推开大门闯了进来——他就是原本约定中美会晤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笑着问：温总理，我是不是来得早了一点，我是先到外面等着，还是进来加入你们一起讨论？温总理站起身来，礼貌地表示欢迎他“加入”。奥巴马很是感动，他先绕会场一周，与所有的人一一握手。经过磋商，“基础四国”就协议表述的几个重要问题同美国达成一致。美方表示愿出面征求欧盟方面的意见。随后，美国和欧盟国家进行了磋商，“基础四国”也跟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一个小时后传来消息，有关各方已经就一份决议案文达成一致，将马上提交大会表决。而此时，离原定大会闭幕时间已过去了9小时。从这些曲折而艰难的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发展中国家代表们纷纷表示，中方秉持积极态度和务实立场，积极同各方沟通协调，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了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向正确方向发展。
在区域合作上，胡主席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温总理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欧领导人会议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等，深入阐述中国对有关区域合作的立场和主张，推出促进区域合作的一系列新举措，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热烈响应。
此外，胡主席还出席了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国际形势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的看法，阐明了中国在防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等领域的政策理念。
其次，全力开展经济外交，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大力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对话沟通和政策协调，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经济金融合作，努力推动重大合作项目落实，拓展务实合作领域。如中国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努力推动东亚地区金融合作、正式建立了东亚外汇储备库等。大力协助开拓外部贸易和投资市场，推动贸易便利化，坚决反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如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协定于2010年1月1日正式生效。协助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为国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有益借鉴，大力推动能源资源合作。如2009年中国与缅甸达成了建立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中国与中亚天然气管道正式通气等。
第三，推动中国与其他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整体迈上新台阶。中国同各大国关系进一步发展。过去30年，中美关系中存在一个“怪圈”，每逢
美国总统易人，两国关系就会起波折，克林顿上台时是这样，小布什上台时也是这样。2009年初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接触与合作，打破了这一“怪圈”。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4月在伦敦的首次会晤很成功，确定双方共同努力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7月底，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成功举行，取得了积极成果。胡锦涛主席在传递给奥巴马总统的口信中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胡主席说：“我愿与你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大局，抓住机遇，共创未来，努力构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奥巴马总统则引用孟子的话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他认为，美中两国的任务就是要为后代共同探索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以防止彼此之间出现互不信任的情况。他说，双方都应注意随时维护这条道路，即便在双方发生分歧的时候，也不要让这条道路被荒草埋没。11月，奥巴马成功访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进一步充实了两国关系新定位，并决定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9月，吴邦国委员长成功访美，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近20年来首次正式访美，成效显著，反响热烈。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较好发展势头，但美国仍不时在售台武器、对华贸易、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给中国找麻烦。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出更坚实的步伐。2009年6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俄，10月普京首次以总理身份访华，两国元首还在多边场合多次会晤。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协作不断加强，政治互信进一步巩固，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俄语年”系列活动在中国成功举办，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一步加深。
中国同欧盟机构和欧洲大国的合作得到加强。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对欧洲展开“信心之旅”，有力推动双方沟通合作。第十一和十二次中欧领导人峰会于2009年中、年末分别在布拉格和中国南京召开，为双方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中欧互利合作不断走向深化。法国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做出承诺，胡锦涛主席在出席20国集团伦敦峰会前夕会见了法国总统萨科齐，中法关系成功实现了转暖。中德关系继续保持平稳发展势头。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新政府执政后进一步加强。日本政局在2009年发生了重大变革，以鸠山为首相的民主党政府首次执政后更加重视对华关系和亚洲政策，中日关系出现新的发展机遇。鸠山首相上任后首次访华，日本民主党党首小泽率领140多名议员访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成功访日，中日高层互信进一步增强，各领域合作继续深化。中日在亚洲地区事务上的合作空间不断扩大。
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深入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应对金融危机，深化全方位、多领域合作。中国领导人多次成功访问周边国家，密切与各国的政治交往与互信。中国和印度关系总体平稳发展，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中国坚定支持东盟一体化建设，维护东盟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东盟自贸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胡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中方主办中日韩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八次会议，温总理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大力推进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促进中国与有关国家双边关系发展。温总理成功访问朝鲜，深化中朝友好，推动六方会谈进程向积极方向发展。中国积极就伊朗核等热点问题加强与各方沟通合作，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得到加强。胡锦涛主席2009年初出访亚非5国，温家宝总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加深中非传统友好，出台对非合作新八项举措。中国领导人还分别访问亚非拉国家，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在金融、能源、矿产、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务实合作深入推进，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同时，中国继续加强与非盟、阿盟、南盟等发展中国家组织的关系，开展多样化交流与合作。中方高度重视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机制化合作，胡主席出席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金砖四国”首次领导人会议，推动四国合作走向深入。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国际体系改革等问题上，中国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多次召开基础四国协调会，取得积极成果。可以说，中国与其他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第四，大力加强安全、公共、人文等领域外交。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中国积极同西方、穆斯林国家和周边国家沟通对话，赢得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中国坚决打击和遏制“藏独”等势力在国际上进行反华分裂活动，就某些国家领导人会见达赖的行为进行严正交涉和斗争。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等涉台问题，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势头。
公共、人文外交“润物细无声”，对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2009年中国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政策宣示工作，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和外交理念的认识。中国还积极拓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合作和人员往来，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中国外交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花大力气做好领事保护工作，切实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过去一年来，共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3万余起，包括及时处理“新星”号货船受袭、“德新海”号货船遭索马里海盗劫持以及中国公民遭绑架等重大突发事件，妥善处置俄罗斯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等多起涉华事件。
第五，外交理论创新取得新的重要成果。2009年7月，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这是每五年召开一次的重要会议。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为新时期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会议提出，新形势下我国外交工作与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会议还提出外交工作四个“力”的目标，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这些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对于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2010年，国际形势有望保持总体稳定，但各种风险因素仍将存在，新问题、新挑战依然不少，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二是国际体系变革进入落实阶段，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三是许多热点问题进入关键阶段，可能出现新的起伏。
总的看，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这一变化仍处于阶段性过程中。西方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国际体系的调整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各方反复博弈的过程，将是长期的和复杂的。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大变革 大调整 大发展——2009年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杨洁篪，《求是》2010年第1期。
《聚焦全球经济五大失衡》，《时事报告》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