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古田会议在我军，我党思想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古田会议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对新世纪新阶段指导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田会议；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和重要条件之一。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它系统地总结了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着重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阐明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基本原则。这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一个纲领性文献，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供了借鉴。
一、《决议》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古田会议决议》一开头就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在这里，毛泽东把党的思想教育摆到了党的建设的最突出的位置。《决议》还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这“是党的重要的任务之一”。《决议》强调说:“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决议强调对党员的政治教育，要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斗争”。如果不是这样做，其危害“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可见，古田会议己经把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郑重地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重大课题的开端，也成为党在中国国情下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重要手段。
古田会议以后，红军的政治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1930年，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1年2月成立了总政治部，毛泽东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陆续制定了《政治委员工作须知》、《连指导员工作须知》、《红军士兵会章程》等一系列文件，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肯定和补充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许多重要原则，同时，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命题，再次确认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首位意识的形成。无论条件怎样变化，时代怎样发展，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始终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古田会议决通过的决议共有九个部分，涉及到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等问题。并对党员、 士兵、群众和新兵、俘虏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政治教育方面:有对党员的政治分析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其他前途等问题的教育；对士兵的有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的任务与计划、土地革命、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其他的前途等教育；对群众的教育是国际国内政治消息等；对新兵和俘虏是普通政治常识和红军斗争略史的教育。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有武器组织及战术的教育、识字运动、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等等。纪律方面:有三条纪律的理由、 红军的生活习惯及各种偏向的纠正等等。其基本思想，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1）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也就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加强党内教育，主要是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从理论上从而也能从实践上划清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也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以“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如今，我国人民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从国内形势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容易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带来功利化、庸俗化的消极影响。思想政治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会占领。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文化需求，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关于民主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维系、协调、凝聚民族内部关系的精神纽带，是激励和推动本民族朝着共同目标积极奋进的精神动力，也是深深融化在中华各族人民血液之中的挥之不去、化之不开的浓厚民族情感、优秀民族品格和坚定民族志向。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古田会议决议》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创新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现代仍然闪亮着光辉。《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系统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及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这是中国特色党建理论的新创造，也是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如果没有大胆创新的勇气，古田会议“党指挥枪”的建军纲领就难以诞生。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直至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古田会议精神给我们以重大启示：实事求是、勇敢创新。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真正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就必须处理好坚持运用与发展创新的关系。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实践，善于总结，才能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古田会议决议》批判了“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总是希望把队伍开到大城市去”的享乐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批判了“稍不满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的消极怠工倾向；批判了为摆脱红军物质生活贫困和斗争艰苦而要求脱离红军队伍调地方工作的“离队思想”。《决议》明确规定“新分子入党”必须具备5个条件，其中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些条件一目了然，强调了只有让这些不怕吃苦，具有强烈无私奉献精神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内来，才会使党有生机和活力，也才能使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得到发展壮大，引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由于我国仍处于改革日渐深入的进程之中，新旧体制处在转轨过程，某些环节容易出现失范、无序的现象，使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的作用可能会相对弱化。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培育民族精神意识，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
《决议》指出：“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的嫌疑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养所，完全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了。”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影响到党的任务的实现。因此，这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决议》主张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为，第一，要改造宣传员的成分。 “除请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 。第二，提高宣传员质量。“政治部应该经常作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造宣传员的质量。”《决议》的这一思想，体现了我军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认识，对于增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当前，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提高，使之不断专业化，专业化。
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1）加强宣传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首先，宣传对象的多元性。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把宣传工作的任务规定为“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关于“群众”这个概念，毛泽东的解释是相当广泛的，他认为“群众”不仅包括广大农民、城市贫民、我军官兵等革命积极分子，还包括游民群众等中间分子，甚至还包括落后分子、敌对分子和敌军官兵。
其次，宣传方式的多样性。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宣传方法方式，这些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宣传方法，如散发和邮寄传单、布告、宣言进行宣传；出壁报、政治简报、画报进行宣传；通过革命歌谣和化装宣传的形式进行宣传；口头宣传和利用群众大会进行宣传等等。另一种是“实际宣传”方法。毛泽东认为，红军纪律是对群众的一种“实际宣传”，“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常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在他看来，“实际宣传”就是由全体人员进行的，通过执行严格的纪律和树立良好的形象来赢得人民支持的宣传方式，它是不同于宣传部门所进行宣传之外的另
一种宣传方式，也是更“实际”的宣传方式。在 古田会议决议 中，他提出了详细具体的对敌宣传的措施，要求对敌宣传要讲究策略，注重方式方法：一是要想方设法使宣传内容让敌人能够看到“听到”；二是宣传不仅要“入眼入耳 ，还要 入脑入心”，要让敌人能够记住，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三是通过优待俘虏和医治伤兵的方法让敌人能够感动。
（2）针对受教育者的个性和特点，实施针对性教育和积极性教育
《决议》指出：在做个别谈话时要求，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以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因人而异的思想政治工作法则，对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针对不同的群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于积极分子，要有更“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游民群众等中间分子，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而对于落后分子、敌对分子，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对于白军官兵，他认为这些人也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也可能是革命的力量，因此，毛泽东要求在加强军内宣传和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的同时，不能 “忽略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能“忽略对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的宣传 ，更不能忽略“对白军的宣传”。
（3）坚持“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
《决议》 把加强军队的革命化改造作为贯穿始终的思想。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是一支为人民谋利益的无产阶级军队。这一性质和宗旨决定了红军“ 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 。红军打仗，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揭示了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的群众性。
二、《决议﹥的现实意义
1、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古田会议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化、制度化、正规化，而且也表明了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在条件极为严酷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把思想政治工作提上日程，正说明它对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作用，这是党的一条成功经验。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另一方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如何正确处理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关系，是摆在我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党必须站在革命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看待思想政治工作，把二者统一于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党员和干部应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不断强化用自身形象进行实际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以科学求实的精神真抓实干的作风和以身作则的良好行为影响人民，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把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作为思想战线的一项战略性任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客观地向世界宣传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新成就，及时准确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政治主张，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着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形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2、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创新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体现了毛泽东等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对待思想政治工作的灵活态度和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和共产党人的奋斗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进行创新。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过去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好办法要坚持，更重要的是适应新情况，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这充分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思想教育和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特别是现在网络的广泛应用，要运用新的载体来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新媒体的优势，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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