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影的背后
【摘要】关于《铁皮鼓》的主题思想,概括起来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认为小说主要揭露了小市民思想与纳粹的渊源,一种说法是小说主要表现了纳粹的暴行,而第三种观点则既批评了小市民的人性弱点,同时也揭露了纳粹的暴行。本文将从文本本身和德意志民族的性格特征入手,详细分析小说中所蕴涵的主题思想。
【关键词】妖魔化 小市民 人性 弱点
一
二零零五年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国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德国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再一次强调,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作为种族大屠杀和极端藐视人性的象征,在人类历史上遗臭万年;德国人民愿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反思这段最为野蛮和黑暗的历史。对于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德国政府和民众表示了巨大的忏悔,这一切都在近五十年前的一部小说——《铁皮鼓》中,没有掩饰、也毫无歪曲地表现了出来。
《铁皮鼓》的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国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家,1927年10月16日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征召入纳粹空军和党卫队服役,亲身经历过战争,目睹了纳粹令人发指的行经。1955年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同年加入德国战后第一个文学社团“四七社”。1958年他在该社团每年一次的作家聚会上朗读了其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第一章《肥大的裙子》,因而一举成名,获得“四七社”文学奖。1959年该书正式出版,至今已经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销售量逾百万册。《铁皮鼓》不仅使德国战后文学翻开了新的篇章,这部小说同时也使作家获得了世界声誉,成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铁皮鼓》是作家君特•格拉斯的成名作,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描写了1899年至1954年的德国历史,重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岁月。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吸引读者的灵魂和精髓,而关于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评论界历来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德国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格拉斯的文学顾问兼格拉斯全集编纂者福尔克•诺伊豪斯认为,作品主要揭露了小市民与纳粹的渊源关系;乌特•利乌尔沙特通过对情节的仔细分析后,批评与揭露纳粹的暴行才是小说的主题,著名的德语文学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廷芳先生也持此观点;汉斯彼得•布罗德则指出,小说既批评了小市民,同时也揭露了纳粹的暴行[1],《铁皮鼓》的翻译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胡其鼎先生同样持这种观点。 那么,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是否真如以上三种代表性的观点所阐述呢?
纵观整部小说,其情节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与德国历史的一个阶段相对应:威廉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构成第一部分的历史背景;小说第二部分发生于纳粹与二战时期;第三部分是战后的联邦德国时代。作者不像其它反战作家那样,通过描写战争的残酷和战后德国人民的悲惨处境来反映现实、揭示主题,而是要揭露纳粹时代及其构成的社会基础——小市民的思想意识,表现其创作的主旨在于既要揭示纳粹对当时德国普通民众的利诱,因为他们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是杀人魔王,惯于使用各种伎俩装点自己,充分利用小市民的思想意识为其侵略统治政策服务,玩弄德国人民与股掌;同时又要反对把纳粹妖魔化,因为正是德国普通民众狭隘、盲目、顺从和狂热的小市民性格特点才构成了纳粹的思想基础,使得纳粹能够通过选举这种合法手段攫取政权,推行其战争政策,把德国和德国人民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
二
小说从外祖父被警察追捕开始,原因不过是他把但泽某木材加工厂的“一道栅栏油漆成刺激性的红白两色”,红白两种颜色是当时波兰的国旗颜色,寓意但泽属于波兰而非德国领土,所以身为德国人的老板说他故意挑衅,用这些板条揍他,一怒之下外祖父把工厂放火烧了。虽然通过外祖母的帮助,外祖父侥幸躲过了被捕的劫难,最终却仍然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当他在河流中的木筏上与死神搏斗时,普鲁士王储正在河边举行新船完工庆典,国民在用普鲁士国歌中的第一句歌词向他欢呼致敬:“天佑汝,头戴胜利王冠。”外祖父之所以必须处死是因为他挑战了但泽属于德国领土这一原则,对德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原则更令人值得重视的了。原则高于一切,并且永远正确。为了原则,德国人不惜牺牲自己,牺牲他人。如果这些原则涉及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话,那么德国人忠诚于它的决心会更大。但可悲的是,他们很少用批评的眼光去看待它,他们认为原则是永恒的,一旦定了下来,就无须在应用中再动用理智去审视。如果一个错误的想法被德国人认定为原则的话,那么就很难再把它从德国人的头脑中抹掉。他们会在这个错误想法的基础上构筑起一整套理论体系,然后用最精细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并将之奉为效法的楷模。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这种对原则的忠诚,其实只是在忠于那些制定原则的人。这种小市民思想意识对德国社会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铁皮鼓》中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市民,其中以马策拉特和音乐家麦尔等为代表的小人物对纳粹思想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把纳粹的宣传蛊惑奉为准则,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上则是冲动和盲从,例如马策拉特喜欢穿冲锋队的褐色制服、带着儿子欣喜若狂地看纳粹的焚书行动,音乐家麦尔不再吹小号,而是参加了“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打、砸、抢等活动,他们的悲剧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德国人民的悲剧。
主人公奥斯卡六岁必须上学了,可学校实行的是奴化教育,不让学生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否则就会遭到暴力惩罚,因此奥斯卡认为,“这又同政治有关,而一涉及政治,就会有强暴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人人都必须为皇帝效力,按统一的节奏运行,连小孩也必须如此,奥斯卡都惊呼:“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人人都得按这种节奏运行••••••凡是能够多少挺直的男子,都被送到凡尔登去,让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由直立状态变为永恒的横卧状态。”由此看来,与忠诚于原则紧密相连的是德国人对秩序的执着,因为在德国人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有秩序,没有秩序的地方,也就不会有胜利。他们认为,只有当原则和规范都被遵守的时候,世界才会出现和谐。所以,德国人往往有一种心理需求,即必须将自己放在一个大的结构当中来构成整体的一分子,这样他们才能正常发挥作用。打乱现有的秩序,就意味着怀疑现有的社会结构,就将威胁到德国人心目中的原则。小说中侏儒奥斯卡用他不停地敲响着的鼓和尖利的嗓音不断破坏纳粹集会会场和周围与纳粹有着藕断丝连关系的人的生活秩序,因而被其他人视为异类,并被当成精神病人关进了疗养院中。可见,由于从小所受的教育和成人的示范作用,长大后又受他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德国人对秩序的追求导致他们很多时候都被动地、但却自愿地去服从某个权威,因为这个权威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有序的世界,从而造就了他们遵从权威的性格。这在纳粹上台前后表现得特别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的社会、经济几近崩溃,人们的思想混乱,魏玛共和国不论是政治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乏善可陈,纳粹利用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通过选举上台,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就业问题,用纳粹理论统一人的思想,使用强权消除社会混乱,因此逐渐被某些人遵从为权威。对权威的盲目遵从使德国人不加任何思索就接受“权威”们制定的政策措施2,纳粹的各种暴行得以顺利实施,正是这种思想在作祟。
三
这部小说以德国历史为主线,而德国的历史表明,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典型的“迟到”民族,它的真正历史开端于公元919年;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时代里,它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当中。这种“大器晚成”的历史和长期的分裂状态,造成了德意志人视野的狭窄以及精神上的狭隘性。同时,和英、法等先进国家相比,德国在历史上未能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而且德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进行得并不彻底,仅仅停留在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因此,当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经济腾飞,国家及其工业迅速现代化的时候,德国人的思想却依然停留在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时代。在当时大部分德国人身上,思想上的落后性与物质上的现代性便奇特地糅合在一起了。《铁皮鼓》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奥斯卡对普通纳粹地区领导人的描写便体现了这一点。叙述者一开始便表明,“从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夏天,在那里的夜空下,瓦格纳的音乐向着大自然倾注。”相传纳粹领导人喜爱瓦格纳的音乐,此句即暗示纳粹思想已经笼罩德国大地,听纳粹地区领导人的演讲成了当时大部分德国人的时尚,而纳粹领导人“习惯于在前呼后拥之下,合着一板一眼的进行曲向演讲台走去。这种轻快的音乐使他失去了对人民的信仰。”在小市民狂热思想的簇拥下,这些所谓的领导人渐渐忘却了自身的职责,甚至抛弃了拥戴他们的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小说中的普通小市民,面对纳粹的猖狂他们或积极参与其中,如水晶之夜音乐家麦尔表现得特别勇敢;或置身事外,如马策拉特用纳粹焚书的烈火温暖他的手和感情,在客观上纵容了纳粹的种种疯狂举措。因此,当国家由于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具备对外侵略本质后,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仆从精神,国家的侵略性因为这种仆从精神而具有了更大的毁灭性。
另外,德国历史还表明,从更深层次的范围来看,德国人执着的性格来源于根深蒂固的普鲁士道德观。十字军东征时期,在德意志北部出现了一个条顿武士职业兵团,他们是一支实力强大的雇佣军,在长时间的征战中形成了条顿武士精神,其特点是尚武、效忠首领和遵纪守法。十六世纪初,条顿武士通过武力统一了普鲁士地区,其武士精神也开始在这一地区盛行。十八世纪初,普鲁士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力量不断壮大,1871年后统一德国全境。在此过程中,普鲁士道德规范便不再局限于军营之内,而是成了整个德意志帝国的行为道德准则。具体说来,普鲁士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有遵纪守法、守口如瓶、遵从权威、服从命令、执行义务、为了祖国勇敢无畏等等[3]。具体说来,小说中主人公奥斯卡的师傅贝布拉参加前线演出团并成为团长后“已经把宣传部长戈林当成了师傅”;蔬菜商格雷特成了纳粹的防空队员;舍夫勒夫妇享受着纳粹为其服务人员提供的休假旅行,他们都屈从于纳粹的威淫,加入到为纳粹服务的行列当中。再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社会的思想状况宛如一个“万花筒”:战争前形成的军国主义和权威主义思想阴魂不散,战后因苏维埃俄国崛起而出现的反共思维以及十九世纪即已开始萌芽的种族主义思潮使德国人的思想异常混乱,而在德国小市民中逐渐深入人心的对权威的渴望和对祖国盲目忠诚的普鲁士道德观,使得德国人面对思想上的混乱愈发觉得心灵空虚,特别希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为他们指明方向。小说中的音乐家麦尔二十年代参加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后成为社会主义红鹰团成员,接着成为冲锋队骑兵队一员,他认为自己“开始过严格而清醒的新生活,从今以后,他的座右铭便是井井有条,不再当一个放纵堕落的青年,同醉生梦死的生活一刀两断”,实际上真正的生活道路致死他也没有看清楚。
1929年爆发的大规模世界经济危机造成成千上万人失业,面对职业上的失意与挫折,德国小市民更加觉得生活乃至生命缺乏意义,他们只能在小市民狭小的圈子里寻求补偿,如小说中的音乐家麦恩陶醉于小号艺术和饮酒,蔬菜商人格雷特沉迷于同性恋等等。而纳粹党处处以“小人物政党”的面目出现,肆意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反对“高高在上者”,因而赢得了经济危机中失落者的心,成为许多人在漂流中可以抓到的一个“救生圈”。因此,海因茨•希勒曼非常确切地指出了纳粹在德国肆虐的历史和社会必然性:与日益集中的现代工业相比,作坊式的中小企业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其存在受到严重的威胁,中产阶层(即小市民阶层)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日趋保守;另一方面,工业的大规模集中与垄断还使中产阶层萌发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倾向,但因其思想保守,这一种趋势未能引向进步的社会革命,而是导致了反动的、反民主的解决方式,即推举纳粹上台[4]。思想上被纳粹蒙蔽,再加上纳粹所采取的一些经济措施取得成效,这些迷惑了一部分德国民众,使他们大多数人愿意为三件东西而阵亡:为元首、为人民和祖国。面对纳粹第三帝国的暴行,这群小市民们无所作为,被动地适应着纳粹的残暴统治,最终成为了纳粹实施恐怖统治的帮凶。战后,他们在洋葱地窖里娱乐,别人哭他们跟着哭;其中主人公奥斯卡的继母不再是“做黑市交易的东土难民,而是西方入籍随俗、安分守己的人”;而主人公自己“也像每个人一样,原谅了自己蒙昧无知,那时节,蒙昧无知是一种时髦,直到今天,它还像一顶时式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头上。小市民的狂热、狭隘、顺从和盲目适应直接导致了纳粹攫取政权,因为纳粹正是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而上台的。主人公认为现在可以着手写一篇论文了,题目是“论失去的清白”,而今清白好比染草,不断滋生蔓延。
四
在德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小市民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历史是由每一个个体构成的,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历史的构成。第三帝国时期每一个小市民的灵魂都被纳粹一致化了,因而个体的精神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纳粹教育人遵守纪律,而这种纪律却限制了每一个个人的视野,束缚了人的思想,造成了人们盲目地服从上级,为了完成权威们所交代的任务而盲目地牺牲生命[5]。德国小市民的内心不再平静,他们像机器一样被人操纵,他们像沙子一样被搅拌进了混凝土中建成了一道道墙壁。因此,在格拉斯的创作中,特别是在《铁皮鼓》这部作品当中,小市民成了主人公,他们使当时的德国社会充满了矛盾与荒诞。纳粹是妖魔,而魔影的背后,正是无数小市民的个体,千千万万小市民的个体组成了纳粹政权的基础。所以,格拉斯就是要用文学这种形式,展现整个时代的现实。他以文学为武器,深刻揭示了纳粹的暴行,同时告诫人们,在视纳粹为妖魔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培育纳粹温床的重要土壤——小市民群体及其性格特征[6]。
在各种场合作家都一再强调:“作家是针对流逝的时间而写作的人。”[7]这部小说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就,当时的德国社会涌动着一股忘记历史、歪曲历史的潮流。小说中主人公奥斯卡也认为“今天它已经宣布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战后,“各种各样的地位优越的经济评论家们越是少去回忆当时的环境,就越加欢欣鼓舞”;每一个人都相信,“我们现在承担罪过,那么事情也就会过去,将来情况好转时,我们也就不必再感到内疚了。”1952年10月,与纳粹党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帝国党被禁止活动,但1958年,联邦德国政府宣布取消禁止这个党活动的法令。更有甚者,1964年德国各地的极右势力联合成立了德国民族民主党。该党在理论上要求恢复德意志民族的秩序以建立安全感,并结束对二战历史的清算。这个党发展较快,1966年至1968年在七个州的选举中获胜,进入州议会。1971年,另一个极右翼政党“德国人民联盟”在不来梅成立,其宗旨是反对德国政府容纳外国人的政策,要求限制外国人入境居留,声称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政府只能为德国人创造工作岗位。一部分人的历史意识日益淡化,许多曾为纳粹服务过的人纷纷为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辩解,对战争罪责的忏悔更是遮遮掩掩。因此,格拉斯认为,他的创作是为了防止人民忘记历史、忘记过去[2]。对牺牲者来说,过去的时间不会流逝,也不应当流逝。今天的人们如果想从过去获得一点启示的话,就必须让过去不断警示现在:任何民族都不能实行抹杀个性的奴化教育,相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思考如何培养和发展个人的独特性、创造性以为社会服务的问题。既要维护个体存在的特殊性、客观性和个体选择自由的独立性,以避免个体在社会中的消失和群体盲从倾向的泛滥;又必须把对人生的严肃,对真理的执着,对民族命运的承担和国家前途的关切,都有效统一起来,避免被各种妖魔势力所迷惑,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注释
[1] 汉斯彼得•布罗德:《君特•格拉斯》.慕尼黑:C•H•贝克与edition text+kritik出版社,1979.
[2] 邱震海:《德国:一个冬天之后的神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3] 马桂琪:《德语与德国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10页.
[4] 海因茨•希勒曼:《君特•格拉斯和〈铁皮鼓〉——文学与社会学对立方法的实例与考察观》.见:曼弗雷德•布劳奈克(出版):《二十世纪德国小说——小说理论与社会学分析及材料》.班贝格:C•C布恒纳出版社,1976.第6页.
[5]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2.第4页.
[6] 君特•格拉斯:《理想主义是我们的弊病(1969)》.见:丹尼拉•赫尔默斯(出版):《君特•格拉斯散文与谈话录,第一集,1955——1969》.格廷根:施泰德尔出版社,1997.第472页.
[7] 君特•格拉斯:《反对习惯的讲话(1972)》.见:丹尼拉•赫尔默斯(出版):《君特•格拉斯散文与谈话录,第二集,1970——1979》.格廷根:施泰德尔出版社,1997.第514页.
参考文献
[1] 丹尼拉•赫尔默斯(出版):《君特•格拉斯散文与谈话录,第一集, 第二集》.格廷根:施泰德尔出版社,1997.
[2] 福尔克•诺伊豪斯:《君特•格拉斯.〈铁皮鼓〉评论》.慕尼黑:R•奥登堡出版社,1982.
[3] 汉斯彼得•布罗德:《君特•格拉斯》.慕尼黑:C•H•贝克与edition text+kritik出版社,1979.
[4] 胡其鼎:《现代流浪汉小说〈铁皮鼓〉——兼评一种公式化文论》.1988年第4期.
[5] 君特•格拉斯:《铁皮鼓》.胡其鼎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6] 君特•格拉斯.哈罗•齐默尔曼:《启蒙的冒险——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对话》.周慧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7] 曼弗雷德•布劳奈克(出版):《二十世纪德国小说——小说理论与社会学分析及材料》。班贝格:C•C布恒纳出版社,1976.
[8] 邱震海:《德国:一个冬天之后的神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9] 乌特•利乌尔沙特:《〈铁皮鼓〉教学评论与分析》.霍尔菲尔德:约阿希姆•拜尔出版社,1979.
[10]叶廷芳:《试论君特•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载:《世界文学》.198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