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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朱琦诗: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部“诗史”

日期: 2010-7-4 13:47:04 浏览: 31 来源: 学海网收集整理 作者: 佚名

[论文关键词]朱琦杜甫诗史
   [论文摘要]朱琦是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诗人,“岭西五家”和“杉湖十子”之一。他的诗以杜甫为法,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社会现实,寄予了深沉的感叹,具有浓厚的“诗史”特征,风格沉郁悲壮,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可谓杜甫诗歌的传人。
   朱琦(1803~1861),字濂甫,号伯韩,临桂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十五年(1835)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编修、给事中、御史、道台。性刚毅,屡上书论政,以直言敢谏与苏廷魁、陈庆镛称“谏垣三直”。道光二十六年(1846)辞官南归,主持桂山孝廉书院。后以道员守杭州,被太平军所杀,赠太常寺卿。古文与吕璜、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并称“岭西五家”。诗与龙启瑞、彭昱尧、汪运、商书浚、杨继荣、曾克敬、李宗瀛、赵德湘、黄锡祖合称“杉湖十子”。曾协助梁章钜编校、刻印《三管英灵集》,另著有《怡志堂文集》、《台垣奏议》、《倚云楼诗》等。
   朱琦出生于世家,龙启瑞在《朱伯韩前辈将请假归里出其尊人诗卷索题勉成此章即以赠别》中说他的父亲“公昔持刀出杀贼,意态雄豪百夫特。归来奋笔写新诗,犹是淋漓盾头墨”。…这样的家世与家学对朱琦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他的诗写得比较多,成就也比较高。杨传第《怡志堂诗集序》评日:“近时都下以诗名者,传第尝凭臆得数人焉……所谓数人者,桂林朱伯韩先生其一也。先生于文学桐城,能自以才力充拓之,故常沛然有余,于所为之文之外,诗则浑雄,不立纲宗。而自成体势。”
   一
   朱琦自述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几次变化,早期学的是自居易,中晚年则广泛学习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元稹等大家。《答友人论诗》自述其宗法:“平生宗法有数子,李杜韩白苏黄元。此外诸家间参取,渔洋老笔新排编。”
   《春星阁小聚数日留诗志别》其三云:“远当追甫白,近亦逼苏黄。”宗鉴成《怡志堂诗集书后》载朱琦自己说过:“早年取径香山,及与伯言梅郎中游,始改师杜、韩及北宋诸家。”后来他又说:“遁问我所师,我师繁岂远。养一真良规。天地同化元。”可见其取法多家。他虽然号称学习了多家诗人,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他最倾心的诗人是杜甫。在他的作品中,屡屡提到杜甫,表明了他对杜诗的共鸣与谙熟。如《寄杨紫卿零陵集杜》五首、《陈莲史方伯集寓斋话别集杜》四首、《雨后寄家弟容庵集杜》等。《咏古》十首其二更说:“杜陵有遗老,乃是稷契人。致君必尧舜,风俗可再淳。广厦构万间,所谋非一身。望帝托杜鹃,感愤悲填膺。煌煌三大礼,郊庙实式凭。惜哉老布衣,仅以诗人称。”表达了杜甫的无限崇敬与惋惜。他的好友彭昱尧曾经说过:“伯韩诗学杜子美”(《送子实南归》)。此言不虚。
   朱琦对风花雪月兴趣不大,却有着强烈的政治、历史、社会情怀。因此,他的诗往往多表现政治、历史与社会。他从小对社稷民生就十分关注,“少时学为诗,酷嗜《秦中吟》。乐府百余篇,梦寤相追寻”(《咏史》十首其四),这种兴趣爱好,一方面当然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天性的表现。由于学习杜甫、自居易,这使他的诗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历史色彩,表现了宽广的社会内容,因而具有强烈的“诗史”特征。宗鉴成《怡志堂诗集书后》说他的诗“多表扬义烈,规切时弊,足资史册”。他的《暮秋气渐寒作怀人诗五章寄粤中诸子》其五就有这样的话:“诗史辱见呼,伤乱共凄楚。”可见,当时的许多人都认为他的诗就是“诗史”,他自己也颇以“诗史”自负。那么,朱琦的诗是如何体现出“诗史”特征的呢?
   1.朱琦力图用诗歌作史
   首先,朱琦在诗歌中表现了对历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因此写了大量的有关历史题材的作品,这表明朱琦有用诗歌作史的意图。例如《新铙歌》四十九章、《咏古》十首、《戏掇东方朔传为诗》、《读王子寿论史诗为广其意得七章》、《长坂瞻关坡遗迹》、《同子章罗少村游隆中谒武侯祠》等。《新铙歌》四十九章“述(清)祖宗之功德,备盛清之掌故,合乎言古剀今之义”oEa3这49首诗有为清朝歌功颂歌之意,但是也不妨视为一部简要的清史,甚至朱琦在创作之初,就可能有为清朝写史的意识。其中的诗,我们只要看看诗题,就知道它的大致内容了,如《战图伦》、《战嘉鄂》、《战乌拉》、《战界藩》、《平逆藩》、《平台湾》、《平青海》。诗序云:“臣闻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进不忘规,近臣之义。伏惟我朝肇造之初,八校分屯,兵力最强。太祖受命,一成一旅,奄有五部。太宗继之,招来属国,东自朝鲜,迄西北海,莫不聋服。世祖申命,遂定中原,统壹天下。圣祖重光,功德巍巍,三藩以次削天。迄于世宗,底定青海。亦越高宗,荡夷藩戎及大小金川,拓疆二万里。仁宗之世,逆匪震惊,旋以艾安。列圣伟烈,神谟具在实录。臣窃不自揆稽首,谨述其略,被之声诗,以诏后世。”这49首单独成一卷,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云:“伯韩侍御深于诗,谨于行,忠孝之气郁于至性,其《新铙歌》四十九章,篇什之短长,音节之高下,各自成调,不必貌似古人而可与少陵、香山比接踵。其平日立朝之节,忠爱之忱,亦于滋可见。
   除此之外,他的一般性的历史题材作品同样表现了这种特点,如《同子章罗少村游隆中谒武侯祠》:古人重名士,令人为名累。古人尚谨慎,谓可当重寄今人尚谨慎,藉此固禄位。古人比管乐,读书观大意。今人卑管乐,不能堪一事。大小材固殊,利钝竟相避。岂知王佐略,淡泊先其志。亲贤远小人,前汉所以治。堂常出师表读者陨涕泗。何况寻遗迹,抱膝吟此地。世乱思良相,黄陵访碑记。寥寥二千年,庚子乃重识。南阳别有庐,粱甫为累欷。诗虽然写的是古代古人,但落脚点始终不离当世,通过古今的对比,突出了古风不存,世风日下的现实,对当世的社会风气提出了批评。
   2.朱琦力图用诗歌反映社会
   朱琦极力向杜甫学习,力图用诗歌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朱琦学杜,既缘于个人的兴趣和时代的创作风气,也有因与杜甫有相似的时代背景而造成的相同感受。朱琦后半生,基本上生活于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动乱中,而且最后也死于战争。同时,清末腐败的政治到这时已达顶峰。雪上加霜的是,西方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生活在这一个剧烈矛盾交织时期的朱琦,他的诗非常突出地表现了这些矛盾。而且朱琦也有意识地想做一位杜甫式的诗人,所以,无论走到哪里,即使不一定是目睹,而仅是耳闻,只要是有关国计民生、兴衰治乱的事情,他都努力用诗歌记录下来。
   一是关于清朝当时政治的有关“记载”。例如:我行至漯河,夹道闻传呼。云是奉使官,驰驿旋京都。寒风卷飞旆,兽炭然香炉。执戟为前导,辎重载后车。中有朝贵人,蜂拥而云趋。县官接道左,观者填路衢。行馆供帐盛,肴错盈庖厨。仆夫恣饮啖,食饱弃其余。使者一日费,闾阎十户租。庶几勤轸恤,采辑风俗书。疾苦达天聪,此行将不虚。(《漯安河》)这首诗写的是北上途中经过漯河时的所见所闻。诗中描写的朝廷达官贵人不恤民情,铺张浪费,奢侈享受的行为,实在比比皆是。“我行至漯河,夹道闻传呼”二句加强了现场感,点明了诗中所写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亲身的耳闻目睹的实录,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二是关于外国入侵所造成的一系列灾难。在这一方面,朱琦重点“记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全面反映鸦片输入中国后造成的灾难。例如《感事》.
   鸦片入中国,尔来百余载。粤人竞啖吸,流毒被远迩。通参轸民害,谠吉进封匦。吏议为条目,罪以大辟拟。杀人亦生道,重典岂得已。粤东地濒海,番商萃奸宄。天使布威德,陈兵肃幢綮。宣言我大邦,此物永禁止……岂知罹锋燹,园宅倏迁徙。窜身榛莽丛,流离迫冻馁。盛衰有循环,天道岂终否……
   我们不厌其烦地引出这首诗,主要是因为这首诗全面地描写鸦片战争的过程,从鸦片输入中国,一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发展和结局等作了非常详细的描写,简直可以算作一部鸦片战争史,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朱琦诗歌的“诗史”特征。从文学价值来说,这首诗不能说有多么突出的成就,但是,其创作的动机主要在写时事,而且也不拘于一时一地,是一种全景式的反映。其人其事皆有据可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除了这种全景式的表现外,朱琦在描写鸦片战争时,还对其中的_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作了重点表现。例如:金门已逼厦门失,老兵叹息为我说。借问老兵汝何来,道路飞书连两月……老兵患苦何足陈,我家主帅孤大恩。
   厦门屯戍兵有万,况又锁钥连金门。当时烽堠眼亲见,主帅逃归竟不战。独有把总人姓林,广额大颡又多髯。自称漳州好男子,当关一呼百鬼痦。可惜众寡太不敌,一矢洞胸肠穿出。转战转厉刀尽折。寸脔至死骂不绝。嗟哉漳州好男子,尔名日志告国史。安得防边将帅尽,如此与尔同生复同死。(《老兵叹》)癸卯月在酉,姚侯自狱出。天断信明圣,忠愤得少泄。
   汤子亟置酒,簪绂萃贤杰。潭潭万柳堂,城东峙屹兀。荒寒余古意,惊飚荡自日。酒半竞问公,守台何施设。夷舟作何状,攻战复何术。公笑谓众宾,兹役那忍说。独有巡台时,一事差快绝。夷船大创去,四战皆告捷。虏首翻献诚,通事来请谒。声言耆天威,愿一仰麾钺。公时私自念,锋焰今少歇。和戎计大局,生虏悉付给。单舸往抚之,藉此觇窟穴。
   杪秋蜃气肃,海面如镜澈。清风送歌啸,杉板坐长筏。番童摇双桨,容色白胜雪。约略十数辈,敛首拜起讫。使君请出看,我舟殊诡谲。蛟龙掣大纛,五色下雌蜿。青红摇海市,幻出金银阙……(《癸卯九月朔日集万柳堂姚石甫丈席间话台湾事慨然有作在坐者为陈颂南苏赓堂两侍御梅伯言马湘帆王少鹤三农部何子贞编修主人海秋夫子暨予凡九人》)这里的第一首诗写的是鸦片战争中厦门保卫战的情况,第二首写的是台湾保卫战的情况。两首诗都不是对鸦片战争作全景式的描述,而是对其中的某一次具体的战争作重点描述,或详或略,或悲或叹,对了解那一段历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类的作品还有《纪闻》八首、《狼兵收宁波失利书愤》、《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吴淞老将歌》、《镇江小吏》等。
   (3)表现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后果。在这一方面,朱琦可能对太平天国起义有较多的偏见,因此,他的诗表现这方面内容的特别多,对其后果也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我行已七日,始至全州城。全州城始开,路有行人行。仆夫不敢前,十里一问程。枭狼幸暂匿,穴鼠纷斗争。杀人如草营,血流浩纵横。城中居民哭,客子终夜惊。官吏来巡城,巡城到天明。柏耆好男儿(谓蒋玉田),挺身谐前营。持我一纸书,谈笑竟罢兵。骑马复东去,慨然请长缨。苍茫秋气高,我亦将北征。(《全州书事》)
   湘岭云寒旧径迷,频年兵火困遗黎。萧条破屋烟俱黑,酩酊荒陂日易西。市上讹言犹有虎,宵深起舞不闻鸡。中原战血何时洗,只有空山鹦乌啼。(《途中杂感》八首其一)这两首均写于从桂林到北京途中,描写了太平天国起义军所到之处的种种后果,其中不无偏见,但也是可以作为全面了解太平天国起义的史料来看的。这样的作品还有长篇史诗《题金陵被难记抒愤》、《道经河北客问当时守潜事为述其略》等。《题金陵被难记抒愤》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太平天国起义军从起义到攻下金陵的种种情况,可以看作一部简短的太平天国史。其中如写太平军“天父天母声喃喃,经传三字耶苏谙”,写东王杨秀清“东王令出酷而严,一馆女妇一馆男。二十为伍军相参,母悲弱女手亲掺。妻望其夫泪眼含,临衢不敢交一谭”,应当是符合实际,也是有史料可查的事实。《道经河北客问当时守溶事为述其略》则叙述李秀成攻黎阳时,徐松龄、王三畏、王起禄等守城抗战的情况,也是一篇史诗。
   3.朱琦力图用诗歌重视人物感情的表达
   朱琦对当时历史的事件的描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的这一类作品在重事的同时,往往突出对人物的描写,借此褒贬人物,似有为当时人物立传的意味。
   在朱琦的诗歌中,大部分反映时事的作品往往并不局限于对事的描写,而常常有一个核心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作为褒贬的对象,而且他对人物的描写往往不是轻描淡写.只作点缀性的描写,而往往是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在上面我们所列举的《老兵叹》、《感事》、《全州书事》等诗歌中就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以《全州书事》为例,这首诗从诗题来看,其目的是为了写事。作品的前半部分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杀人如麻、草菅人命的惨状,但到了作品的后半部分,朱琦却重点描写蒋玉山挺身而出,英勇退敌的壮举,侧重点转向了表现人物。在《感事》这首诗中,除了表现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各种灾难之外,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关天培、义律、隆文等正反两方面的人物,给人深刻的印象。《题金陵被难记抒愤》写太平军占领南京的情况,侧重点本在记事抒愤,但是,在诗的后半部分,却写到了“堂堂邹公毅且廉,骂贼自呼粤抚衔,事ll其两臂张怒髯。藩伯涂君微有鬟,死亦最酷余难谌”。这种写法当然有以点带面的意图,但同样可以说明作品重点的所在。
   朱琦对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中的一些他认为是正面的人物往往大书特书,似乎有为其树碑立传的用意,可以视为史书中的人物列传,这是朱琦诗的一个重要的现象。
   例如《长沙官吏祭军门塔齐布诗以纪哀》、《黄少兰司马自江南来席间话张殿臣镇军战事歌以纪之》、《范将将军挽歌》等在重视表现人物的同时,朱琦的这一类往往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感情。这也是“诗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的史书并非只叙不议的,其中“寓褒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杜甫诗如此,朱琦诗亦然。朱琦的这一类诗,在题目上就有明显的特点,往往有“哀”、“叹”、“感”、“愤”等字眼。在情感的表现上,这一类的诗不管是表现沉痛哀伤之情,还是壮怀激烈的豪气,往往写得比较外露。例如:
   独鹤风前草木兵,痛深粤叟说婴城。论锋不辟渔阳席,饭颗真成太瘦生。买斗那堪金又竭,招安屡误贼难平。边隅无计规长久,云黯苍梧万里情。(《途中杂感八首》其三)虏骄愁反覆,私忧切桑梓。昨览檄夷书,疾声恣丑诋。忠义乃在民,苟禄亦可耻。古人重召募,乡团良足倚。剿抚协机宜,猖獗胡至此。我朝况全盛,幅员二万里。岛夷至么魔,沧海眇梯米。庙堂肯用兵,终当扫糠秕。微臣愤所切,陈义愧青史。苍茫望岭峤,抚剑独流涕。(《感事》)这两首都表现了同一特点,那就是感情激烈,溢于言表。前一首写清廷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对清廷无能为力深表痛心。后一首写对狂妄的外国侵略者的痛恨,表示只要政府积极抗战,是完全可以打败侵略者的。两首诗中的“痛”、“忧”、“愤”、“流涕”等词语,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作者的愤恨之情。
   二
   为了使作品看起来更有真实性,朱琦的这一类诗在写作上常常比较注意所写的内容的来源,特别是那些长篇作品更是如此,因此诗中常常出现“我闻”、“人言”、“我行”之类的词语,证明所写的内容实有所本,不是杜撰捏造。例如上文引到的《全州书事》,一开头就是“我行已七日,始至全州城”,这不仅是一个事实的交代,而且也是告诉读者,下文所写的内容全是亲身经历,这就使全诗具有实录的性质。《老兵叹》是借一位老兵的口吻叙述的,一开头就写“金门已逼厦门失,老兵叹息为我说”,这就明确说明,诗的下文全是老兵的叙述,朱琦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实录他的叙述而已。
   当然,诗中的老兵可能实无其人,也可能实有其人,但不管怎样,这样的写法确实使人感觉真实。《癸卯九月朔日集万柳堂姚石甫丈席间话台湾事慨然有作在坐者为陈颂南苏赓堂两侍御梅伯言马湘帆王少鹤三农部何子贞编修主人海秋夫子暨予凡九人》这首诗的题目就告诉我们,诗中所写都是癸卯九月朔日集万柳堂姚石甫所说的话,也就是他是言必有据。这样的一些写法,说明朱琦在写作上是有意识地突出作品内容真实性,而这,正是中国史书的最大特点。
   朱琦的这一类诗风格非常逼近杜甫,沉郁顿挫,颇得杜诗神韵。不仅内容相似,甚至用词造句、修辞手法等,都有几分神似:
   子弟亲兵久未闻,豺狼勇号总纷纷。罢归丁壮仍为寇,乱后疮痍尚馕军。磷血三年愁化碧,沙场万骨忍论勋。天南莽莽多戎马,秋老秦淮泣暮云。(《途中杂感》八首之四)楚塞苍茫外,乾坤战斗中。晚烟乌柏冷,山势虎崖雄。
   库豁形如吼,呕呀语不通。夷歌声又起,野哭几家同。(《当阳道中》)这两首诗表现出来的情感深沉痛苦,而且也是关于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其悲壮沉郁的风格与杜甫后期诗非常相似。第一首诗中的后半部分尤其得杜诗精神:在数量词的运用上,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以“三年”与“万骨”相对,造成极度的张力;“天南”再从空间上加以引申,展示出一幅极为辽阔苍茫的画面,这是非常典型的杜甫式场景。最后一句大有“杜陵野老吐声哭”、“杖黎叹世者谁子,泣血进空回白头”的味道。第二首所描写的楚地景象,与杜甫晚年诗中的描写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杜甫重在写水,朱琦重在写山,尽管有这种不同,但作品表现出来的那种雄浑壮阔,悲凉沉郁的风格是一致的,甚至“楚塞”、“苍茫”、“乾坤”、“晚烟”、“冷”之类的词汇都有几分神似。诗的最后两句,与杜甫“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不仅内容相同,连用字几乎都差不多。
   由上可见,朱琦的诗与“诗史”之祖杜甫诗有许多形似神似之处,人们称之为“诗史”应是当之无愧的。
   近代是数千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时期,作为生活在这一时代的诗人,朱琦有意识地用诗歌来表现当时的社会政治,无疑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行为,表现了一位正直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成就来说,朱琦的诗不仅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面貌,而且也表现了自己的真实看法和深沉感慨,风格沉郁悲壮,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可谓杜甫诗歌的传人,这在广西诗人中是十分难得的,就是将他与那时全国的其他优秀诗人比较,朱琦的成就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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