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诗史—关于中国新诗史写作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新诗 新诗史 修复
论文摘要:重写中国新诗史，既要考虑对历史负贵，又要考虑现实的感受。雷要消解淮上是问、帷主流意识形态是问的积异，尽圣进免“流变史”式的习惯路数，着力强行“引入意义”，建构讲系。对历史真实的修复，对艺术真实的修复，对知识分子立场的修复，对民间立场的修复，对独立、个在的写者立场的修复，对新诗之典律的修复，当足重写新诗史之必要且合理的基本忍路。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诗史?
提出这样的命题，显然有悖常理。历史不能被播要，历史是先于播要之前的一种客观存在，不可能应播要而发生或改变。但人们也知道，历史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历史的书写又是一回事。作为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必然是经由文本书写者无可避免的误读而生成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写作。写作不是记录。写作更多地指向当下，或许还指向未来。就当下而言，它必然要体现写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其精神底背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就未来而言，它还播提供可能的开启、导引与理想。因此也可以说，书写的历史总是应某种需要而书写的，所谓客观，所谓权威，还有所谓公正，可能终归只会是一个逻辑神话。重写文学史已成当前学界的热门话题，有的则已率先付之具体的文本呈现。一个世纪的结束，又一个新世纪的到来，特殊时间节点的提示，引发某种回应的播要。不过，这种需要很可能只是一种借用。对现行各种文学史之陈旧与缺憾的不满而求修正，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需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的需要?有写者就有读者。有对历史的书写就有此书写的受众。历史的书写者不可能依从受众的需要而书写历史，但也不能由此忽略受众对历史书写之合乎历史的吁求。历史书写常常是由书写者个人来完成的(小的集体写作也属于个的范礴)，这样的完成所形成的文本，却须经由读者的接受，才得以最终地或者说有效地完成。过去的各种历史书写，尤其是文学史，之所以问题成堆，其关健之一，就是完全不考虑受众的存在，惟上是间，惟主流愈识形态是问，强行给予，被动接受，是以难得亲和而徒有形式。由此想说的是，重写文学史，既是学者/写者的舫要—出于对历史的负贵，也是读者/受众的摇要—出于对现实的感受。本文命题中的“我们”，正是站在新诗史之受众一面，代表普泛的诗人、诗歌研究者与爱好者，对中国新诗史的写作，提供一点专业外的思考。当然，这种“代表”是否具有代表性，也很难去自我认定，只能是自命的真实。
说思考，实际也未及作学理的深究，只是一些由体验而生发的建议，概括而言，可归总为6个修复，分别简要概述如下:
1.对历史真实的修盆
这是首要的修复，所谓“重写”的前提。这种修复，从技术层面来着，或许也是一个逻辑神话(怎样的“真实”?是史实的真实还是意义的真实?是再现与还原的真实还是书写的真实?)大概真正能落实的，首先是对历史负贵的态度与立场。至少要剥离意识形态的纠缠，减少政治框架的制约，把诗歌史的写作还给诗歌本身，还给诗学本身。比如先行找回在此前被体制性话语所遮敝或扭曲的部分，以此为基点，校正偏颇，弥补缺失，尽可能地恢复新诗发展的本来样态，尤其是其内在理路，并运用新的观念来予以整合。特别在当代诗歌史部分，如何看待和处理官方诗歌与民间诗歌的矛盾，社会政治及多元文化语境与诗歌本体的矛盾，实验性诗歌写作与常态性诗歌写作的矛盾等等，就更需要超越性的目光和开放性的胸怀，以及富有创建的具体写作策略。在这一方面，像陈思和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与智葱，尤其是诸如“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等新的认知理念的提出，并由此形成新的文学史架构，以摆脱旧理路的困扰，不失为一种成功尝试，很值得借鉴。
2.对艺术真实的修盆
比起别的文学样式，中国新诗的发展，显得特别复杂和混乱。诗与非诗，纯诗与伪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特别播要艺术层面的廓清。能否绕开所谓社会、思想、语言形式三大要素并举的老套路，着力于诗歌艺术发展的理路之梳理与开掘，来搭建新诗史写作的新平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我们甚至期待一部新诗语言艺术史的出现，乃至仅以经典文本细读为基本框架和叙述脉络来展开的新诗史写作。总之，那种偏重现象的指认、史实的辨识，疏于审美意义与艺术考童的做法，实在是早该从根本上予以改变的了。而诗歌发展的现实，也早已为新的平台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至少，就诗的品位而言，可见出“纯正的诗”与“庸常的诗”的分野。就诗的品质而言，可见出“有原创意识的诗”与“派生/仿生的诗”的分野。就诗的创作立场而言，可见出“生命性写作”与“社会性写作”的分野。就诗的艺术造诣而言，可见出“专业性写作”与，..专业性写作”的分野。此外还有“重要的诗及诗人”，“优秀的诗及诗人”，“重要而不尽优秀的诗及诗人”，“优秀而并不重要的诗及诗人”，“既重要又优秀的诗及诗人”等等的区别。这样界定，并不是为了划分什么阵营，而在于力求廓清理论认知，以图不再将不同质的东西作同一的比较。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那些徒具诗形的诗—如各类政治性、宜传性、工具化的诗歌—也有存在的价值，但从诗学的角度而言，必须指出它非诗性的属性，不能混为一谈。这样，不但可以增加新诗史写作的内在张力，提供更多的“可写性”，也能有效地提升对新诗从诗体建设到诗学建设的认识。
3.对知识分子立场的修盆
这里的“立场”有两个指向:一是新诗发展历程中所突显或隐含的知识分子立场，二是当下新诗史的写作中所应持有的知识分子立场。百年中国新诗(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大陆现代主义新诗潮)，已成为百年中国文化最为真切的呼吸，成为百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命与思想脉息最为真实的隐秘居所。彻底的批判精神，超越性的先锋意识，持续攀升的艺术探求，对东西方诗质的创世性溶铸，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和对人类意识的认同—这些由新诗创作成就所产生的历史意义，无不与一代又一代具有独立人格和艺术抱负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而息息相关。不断消解狭隘的阶级利益与狭隘的民族利益的困扰，顽强对抗封建残余与意识形态暴力的迫抑，在坚守艺术良知的前提下，不失对时代优乐、世道人心、文化乡愁等诗歌精神的担负，已成为中国诗人某种深度承传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既是新诗史写作的重要对象，也是其重要动力或基本立场。没有这一基本立场的修复，上述历史真实的修复与艺术真实的修复，都可能付之空谈。百年中国新诗史，既是中国新的诗歌形式的艺术探索史，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奋斗史，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联接，成为推动新诗发展的深度链条。抓住这一链条，自会避免以往的偏失或肤浅。
4.对民间立场的修泣
这里的“民间”，依然是两个指向:其一，特指2。世纪50年代之后，大陆新诗发展中一直存在的非官方、非主流以及非公开的，以民间或地下诗歌社团与报刊为运作方式的诗歌创作形态。正是这一形态，构成后来朦胧诗、第三代诗和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墓础与中坚，成为百年中国新诗又一创世般的造山运动，并由此彻底改写了20世纪下半叶大陆新诗发展的格局，成为其真正的制高点和灵魂所在。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诗歌现象:它以潜流的形态隐伏于民间，却又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潮，一直是当代诗歌的活力所在，方向所在，价值所在，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即或当时代转型，民间诗歌已为官方诗坛所接纳或兼融，不再有生存的困难时，大量先锋诗人依然乐于选择这种独立自由的运作方式，以致成为一种传统，其隐含的心理机制和美学意味，值得深究。可以说，对于当代中国新诗史而言，大陆民间诗歌的存在，具有根本的、决定性的道义。不可想象，如果没有对这一宏大而持久的民间诗歌的书写，没有对“今天”、“非非”、“他们”等民间诗派的深人研究，当代新诗的历史将是何等的空乏和苍白!由此，必然要涉及新诗史写作者立场转移的问题，亦即“民间”指向的第二重意义:一方面，若依旧抱着“庙堂意识”和体制性话语的老套路来看待民间诗歌，难免会导致歪曲或改写;另一方面，面对民间诗歌写作方式之个人化和隐蔽状态所造成的历史书写之技术层面的极大困难，若不转换立场、引人民间视角，以保持一种写作的在场性，包括必要的“田野调查”，而一味在二手资料中打转转，也难免不生隔膜，乃至造成失语的尴尬。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民间立场的修复，不仅是诗歌现实对历史书写的吁求，更是历史书写本该就具有的一种精神品质。
5.对独立、个在的写者立场的修复
长期以来，由于教育的国家化所导致的教科书的国家化，使文学史的书写一直难以改变其刻板、教条、僵化的面孔，所谓“严谨”，所谓“科学”，也便常常成了缺乏独立思考与个人担当的托辞。教科书式的历史书写，不但剔除了历史进程原本的鲜活肌理，也使书写本身变得毫无生趣，对这种书写的阅读自然也成了乏味之事。走出教科书的阴影，回到独立、个在的自由天地，在尊重历史、坚持学术性的前提下，不失写作者个人的思想、情怀以至学养和文采的寄寓，以改变此前的困境，看来已成重写文学史的必然选择。正如洪子诚先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史》“后记”中所言:“当代文学史的个编写，有可能使某种观点、某种处理方式得到彰显。”尤其是“处理方式”的个人化，更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术性与阅读性的矛盾，甚至不再排斥写作者个人书写风格的因素，使之不再那么生硬，在史实的脉胳与学理的骨架之外，尚有肌理感的存活，以及叙述风格的可欣赏性。对于诗歌史写作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失却个在的感性体验与言说方式，仅凭观念、学理和资料来书写，总难免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更难说有多少创造性的建树。
6.对断诗典律之生成的修复
新文学以诗为旗，几乎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转折处，诗都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一切有关美学、哲学、文化思潮的先锋性命题，无不率先以诗为载体而折射、而实验、而导引。或许正是这种不堪重负的角色促迫，加之惟新是问的运动情结，使得新诗一直难以回返自身艺术本质与特性的确立，长期处于失范的、变动不居的状态中，以致至今我们还在讨论有关新诗标准的问题。新诗似乎越来越成了一种随遇而变的写作，不但远离古典诗质的源头，甚至连自身发展中所积累的一些传统，也随生随扔，便总是只剩下当下手边的一点“新”。究其原因，最根本之处在于形式的失范与典律的涣散。由此，多年来，在整个文学研究领域中，新诗理论与批评虽不乏活跃，且常有得风气之先的佳绩，但每每一遇到有关诗体建设等基本间题时，总难免有说不起话的尴尬:缺乏可通约的艺术指标，给不出基本的诗美元素表，只能多拿诗潮来说话，与时而变，因时而异，且总是各说各的，难以在一个共同的谱系中展开对话。对这一问题的勘测与省视，能否通过新诗史的写作，予以有效的探求，看来已成为一个颇为诱人的新课题。至少，可通过宏观的梳理，在多变中找出不变的因子，重新认领新诗自身构成的一些基本元素，来给予正面导引的参照，以求强化典律的意识。或者，从对非诗因子的清理人手，包括对那些在新诗发展中起过重大影响的创作路向之负面作用的清理(咨如艾青的“散文美”等)，以证伪的方式来剥离出潜在的典律之可能。特别是在与新诗史配套的作品编选中，更应将典律的生成作为首要的编选理念来实行，尽量避免“流变史”式的习惯路数，强行“引人意义”(尼采语)，建构谱系。
此外，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修复。如对新诗历史版图的修复:不再将台湾新诗“打人另册”，而整合进统一的框架，“进行整体的观照和同步的论述(洪子诚语)。”再如对不同发展阶段之新诗命名的科学性的修复，对那些以政治概念命名所带来的后遗症予以必要的清理等。对此，本文尚未有成熟的思考，这里只作建议提出。
而所有的建议，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尤其是新诗史的写作，更是难中之难。在当代一切有关文学的话语中，对诗的言说不但早已成寂奥之说，更日益变为艰难之说，何况要为诗治史?然而越是难说之处，也越是能产生有创造性之说，真正有志现代诗学的人们，自会守寂寞以沉潜，历艰难而超拔，给时代的吁求一份出色而坚实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