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策略——著名学者座谈会纪实
已入隆冬，南国羊城依然绿树红花。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下旬，《青年思想家》邀请了参加中国近代文学第七届年会的一批著名学者举行座谈会，主题是畅谈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
谈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学者们除了为取得的研究成果欣喜之外，也不无忧虑。大家觉得，近代文学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其他学科的研究相比仍显得相当薄弱。南京大学教授王立兴先生严肃指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学科地位的偏低。直到现在国家教委制定的大学中文系教学计划中，近代文学仍然没有成为独立的必修课，没有独立的硕士点、博士点。二是学科队伍太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专门从事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总数不足３００人，有的省甚至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空白区。而现有的人员也存在着老化问题，有后继无人之虞。王立兴教授呼吁各界关注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一直被忽视，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世界性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没有产生一种独立成熟的文学样式，一切都不成熟。中国社科院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王飚研究员对此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近代文学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不成熟”，在于它隐含着全部新文学的“胚胎”。在它之前，是绵延数千年、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同时又几乎定型化的古典文学。而在它之后，却是面貌全新、充满青春活力、至今还在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文学。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次最伟大的变革，是文学体系的转型。文学体系包括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基础、文学观念和审美规范、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作品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文学语言和文学的存在与传播方式，以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在内的文学结构系统。王飚先生指出，如果不能说明中国古典文学是怎样转变成新文学的，不能揭示“新胚胎”的发生和发展，那么一部完整的中华文学史将永远断裂成互不衔接的两部。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学——文学体系转型期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任务，以及这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意义。
近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山东大学教授郭延礼先生认为：必须先拓宽研究的领域。他在充分占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的“倾斜”状况（即向主潮和大家的倾斜），这种倾斜造成了研究面的相对缩小。如近代诗研究侧重于龚自珍、魏源、张维屏、“诗界革命派”、“南社”和秋瑾等革命派诗人，近代散文研究侧重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体散文，近代小说研究侧重于四大谴责小说。而对于近代文学史上所谓“旧派文学”，如诗中的“宋诗派”、“同光体”，散文中的“桐城派”，小说中的“鸳鸯蝴蝶派”等，则研究不够。即以“南社”而论，研究面就相当狭窄。“南社”有作家数百，重要的、有成就的亦不少于百人，而现在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宁调元、马君武、黄节、徐自华、于右任等十余人的范围，这就影响了对“南社”诗歌的总体认识。科学地讲，要全面地审视近代文学，必须对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否则有些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比如过去对于“桐城派”、“同光体”的评价就有以偏盖全、一笔抹煞的倾向。以“同光体”领袖陈三立而论，他的诗作也并非全是脱离现实的消极颓唐之作，过去有人以他的诗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作为陈三立远离现实、欲作隐者的根据，其实这两句诗恰恰是戊戌政变诗人与其父同被革职后，面对激荡的时代风云和祖国危亡日深的现实所写下的愤激之词。《散原精舍诗集》中许多关心现实、抒写诗人家国之痛、民生之哀的诗篇即可为证。但由于对陈三立缺乏全面而认真的研究，不仅对其诗歌评价过低，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同光体”诗派的正确认识。那种把“同光体”视为反现实主义流派的看法显然是不全面、不正确的。近代文学研究中面的狭窄，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
如何拓宽作家研究面？华南师大教授钟贤培先生指出：“应该屏弃庸俗社会学的偏见，不要以进步和保守作简单化的褒贬界定。钟先生分析说：近代作家处于世纪之交，社会急剧变化，社会思潮迭起，作家思想比较复杂，有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并反映到他们的创作中，对他们的思想、作品应作历史的、辩证的梳理。对于一些政治思想或文学思想比较保守的作家，如“宋诗派”、“湘乡派”、“同光体”以及“鸳鸯蝴蝶派”，应科学研究，还其历史的真面目。钟教授还认为，加强地域性作家的研究，也是拓宽作家研究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广东而言，近代产生很多重要作家，从张维屏始，至“南社”的苏曼殊、黄节止，不下十余人。其实，与他们同时期的作家大有人在，如与张维屏并称“粤东三子”的黄培芳、谭敬昭，与高天梅等并称“南社四剑”的潘飞声，被谭献推为“南社正宗”的词家叶衍兰等，均尚未展开研究。对于重视和加强地域文学的研究，青年学者西北师大龚喜平副教授认为，这是完善近代文学学科体系、促进研究繁荣的重要层面。他的理由是：地域文学的研究既是微观研究，也是宏观研究。如何从地域文化的人文气象和自然景观着眼，由个体到群体宏观地把握其创作心态、个性特征、审美品格、艺术旨趣、乡土气息、民族色彩，正是地域研究的大有可为之处。地域文学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彩，西南、西北地区尤为如此。对其进行深入开掘，将使近代文学本身更加丰富多采，富于艺术个性。同时这也是加强近代文学艺术性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地域文学的研究既是地方的，又是全国的，如郑珍自然是贵州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但在整个近代文学中亦为大家。因此，对其诗歌创作艺术个性的深入揭示，对“宋诗派”乃至整个晚清旧派文学的研究都有普遍意义。
对于近代文学研究课题的拓展，河南省社科院王广西研究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认为，应该重视和借鉴近代史研究及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在诸多学科的交叉中寻求近代文学研究的个性特色，并且着力攻破一些新的课题：如女诗人群、军事集团中的文人群体、宗教与文学、地域文学与社团文学、战争与文学等等。
学者们认为，今后的研究不仅要扩大研究的领域，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同时要调整研究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先生做了深刻的理论阐释。他认为，研究近代文学首先要抓“牛鼻子”，即辩明有别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唯有此，才能比较正确地给近代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定位。过去比较流行的是“西化”说，认为近代文学是“欧风东渐”的一种表现。前几年有过的一种“断层”说，实质上也是以“西化”为座标的。解放后大家比较习惯的是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来规定近代文学的性质，用“反帝反封建”或“资产阶级”来概括中国近代文学的基本属性。后来有学者主张用“反帝反封建”和追求科学、民主、进步相结合来审视近代文学，也有人强调近代文学“民族化现代化”的属性。黄霖教授承认这些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强调说：从文学自身的特点看，决定近代文学基本品格的是：（１）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发生变革，即从“为君”，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变为为“国民”、为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一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性质和方向，并对以下两点产生制约作用。（２）从创作主体来看，近代文学的取向是强调文学主体的精神力量，强调个性真率不羁，强调情感的自由表现；而这主体精神又是与追求科学、民主的潮流相一致的。（３）从文学主体来看，是杂文学体系向纯文学体系的转化。它们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品格。
针对目前近代文学翻译、校注、研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孙静教授做了非常细致的、令人信服的纠误工作。对今后的研究，孙先生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要充分估计到近代文学的复杂性。在近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单纯。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西学的东渐，大大加速了社会现状的不平衡性与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得风气之先的地方与闭塞地方的差别，先进思想与落后保守思想的差别，知识层的文坛风气与下层民众文艺风气的差别，几乎是天悬地隔。因此，鸦片战争前后，当东南地区诗人掀起爱国诗潮的时候，身居腹地的贵州诗人却仍在那里作“宋诗派”的诗，正象２０世纪初先进人物大倡戏剧革命并大量创作宣传新思想的剧作时，广大地方舞台上却仍在搬演着传统故事的戏曲。这都需要对近代社会状况有全面深入的把握，才能作出触及本质的阐述。其次，要充分估计到近代文学研究的艰巨性，既需知古，又需通西。近代作家是乾嘉汉学盛行之后的一代人物，大都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根底，他们的思想往往是通过古学特别是经学反映出来的，他们的创作有深厚的古学基础。可以说，不知古，很难对他们有深邃的理解。甚至不具备必要的古学基础，要读懂他们的东西也是很难的，即便做整理工作，也容易出差错。另一方面，近代的进步作家又都是与西学密切相关的。我国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发展并不充分，但传来的西学却是成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又必须通西。特别是国学深厚的中国近代作家，一旦与成熟形态的西学接触，往往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体系，不知古通西是很难深刻了解的。再次，注意国际汉学家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近代作家特点之一，是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涉足国外，他们的某些踪迹、成果、交游是在国外，有些资料也留存国外，国际汉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推进近代文学的研究很有价值。一位日本学者写的《黄遵宪在日本》，就弄清了与黄交游的一些日本人的情况，并介绍了当时日本知识社团较广阔的背景。另外，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近代文学都面临更新研究方法的问题，除了应该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还要学习西方一些新方法中有科学性的部分，在这一方面，国际汉学家对近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可以预料，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出现柳暗花明、万紫千红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