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性认同危机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病人形象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认同 危机 病人
论文摘要：现代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发生、发展的参照体系和逻辑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众多病人形象大都以现代性认同危机为病根。市场经济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元素，它的运行规则是经济理性，而经济理性的泛化导致现代人道德理性的严重弱化、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发生。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重要结果就是社会病态和病态之人的出现。由此。现代性认同危机构成2O世纪中国文学中病人形象的重要内涵。
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成为现代中国发展的重大内驱力和文学叙事的重大意识形态。现代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发生、发展的参照体系和逻辑体系。纵观20世纪文学中的众多病人形象，会发现这些病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以现代性自我认同危机为病根和主题。所谓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它主要是指人对自己的身份或角色的确认，回答“我是谁”或“我的身份是什么”的问题。20世纪文学中的认同危机问题不能不考虑到现代性语境问题，因为现代性的结果之一是认同危机的发生。如王一川所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学，无法不涉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因为，从那时以来，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如何成了需要处处追问的严峻问题。”翻鉴于此，我们将20世纪文学冲的病人形象置放于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察，试图得出一个全新的解释。
20世纪文学作品中活跃着大量的病人形象。鲁迅的《狂人日记》、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兆军的《不老佬》、阿来的《尘埃落定》、许海维的《中国病人》、洛艺嘉的《中国病人》等作品中都有病人形象。这些病人的病根几乎都可以从现代性语境和认同危机层面进行考察。从这些病人形象身上，可以解读出现代性与20世纪文学间联系的重要密码。虽然“从根本上说，自我认同危机的存在本身就是高度现代性时期、当代全球化阶段的一个特征。”网但是，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后发性和外发性的特点使得我们在谈论中国的现代性时需具体对待。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发生大致始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现代性入侵古老衰朽的古典中国，中国人遭遇了深沉的现代性体验。所谓现代性体验，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关于自身所处全球性生存境遇的深沉体认。”网现代性体验是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而“陌生感”是现代性体验的重要层面，因为在前现代社会中，民族、地域之间缺乏交往。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现代性的到来带来了“陌生人”和“陌生感”。
首先来看鲁迅的《狂人日记》。这部小说是一个表现现代性陌生感的典型文本。狂人对培育他的封建礼教文化产生深刻的陌生感，而不是以往的认同感。也就是说，狂人对自我的母体文化产生了认同危机和存在的本体性安全焦虑。所谓本体性安全，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它对信任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信任与本体性安全也彼此密切相关。”狂人患病之前，对自我认同的环境和本体性安全持有基本信任；患病之后，自我认同的环境变得陌生，疾病幻觉使得狂人对自我存在的本体性安全产生焦虑。这体现在他对别人眼光的过度关注和恐怖，他总是担心别人想要吃掉他。自家大哥、街道邻居、不相干的狗构成了狂人眼里对其存在和安全产生威胁的对象和源泉。吉登斯认为人通过自我认同获得摆脱焦虑的本体性安全。“人从不同的侧面确定了自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自己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独特性和这些独特性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澄明使得人获得一种存在的勇气，即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的决心与动力。”翻狂人的自我认同失败恰恰导致了其本体性安全焦虑和恐惧。因为他以前所熟悉的环境在患病之后变得陌生无比。狂人的认同危机和本体性存在安全焦虑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现代性隐喻。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比喻：狂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隐喻体，患病状态产生的幻觉、恐惧和焦虑则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遭遇现代性之后亡国灭种、被吃掉的深沉忧虑的隐喻体，而狂人的周围环境则是当时濒临危亡的中国的隐喻体。那么，联贯起来就是总的喻体，即狂人对先前所熟悉的环境产生高度的信任危机和时刻被吃掉的恐惧，而喻指则指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对现代性发生之后的中国母体环境产生深刻的认同危机和本体性安全焦虑。鲁迅完美地借助狂人这一个病人形象完成了主题的契合，含蓄而贴切。
同时，《狂人日记》的日记体文体形式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吉登斯说：“为了维持完整的自我感，日记和自传的写作是中心的推荐物。历史学家普遍接受，只有在现代时代才发展了自传(和传记)的写作。”而“自传，尤其由个人通过写作或非文字方式记下的、有关个体所创造的、广义阐释性自我历史，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都处在自我认同的核心。”《狂人日记》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狂人过去的一段关于自我的历史。只是这是狂人精神错乱、自我认同失败的自我历史。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体现的是现代性发生初期个体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和民族国家被吃掉的恐惧。那么新时期寻根文学中的两部作品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兆军的《不老佬》体现的则是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身份的认同危机和努力。全球化与现代性密切关联，是同卵共生的姻缘问题。全球化是现代性扩张的产物，是高度现代性。全球化的重要结果是中国文化的危机。“面对全球化语境下剧烈的社会文化转型，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处境和古老民族的‘文化身份’产生了深刻‘焦虑’。”如果说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初期发生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西方文化对照中返观古典文化的机缘，此时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古典文化采取的更多的则是激进的批判态度。那么，到了8O年代寻根文学发生期，全球化语境则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再次返观多元文化语境中中国民族文化的机缘，只是，此时的中国作家对传统文化采取的不再是单一的批判和怀疑态度，而是向民族文化之纵深处的根部挺进，挖掘出能够在全球化语境中以独具的民族特色与世界文化接轨的文化因子。对民族文化的有意识的返观和追索其前提是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失语的危机和焦虑。寻根文学将笔墨延伸至具有中国特色和东方意味的民族风情和山川地貌中。然而，无论是《爸爸爸》，还是《不老佬》，所反映的都是民族认同的艰难。《爸爸爸》中的丙崽和《不老佬》中的不老佬都是长不大的老小孩。丙崽是一个永远穿着开裆裤，喝毒药也死不掉的老丑怪物。不老佬则形若儿童，手无缚鸡之力，他倚老卖老，思想陈旧，不愿意接受外面的新鲜事物。两者都是保守封闭文化的象征，他们不能代表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获得真正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象征。
《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每天醒来都会问“我是谁?我在哪里?”等问题。这类问题非常契合傻子的弱智特点，但是巧妙之处在于作者正是借助傻子这一个天然的病人形象来暗示传达了藏族土司制度瓦解之际的个体认同危机。而这种个体认同危机究其根底是一种现代性认同危机。在这里，小说将傻子病人之傻导致的个体认同危机与现代性认同危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美的隐喻。
小说借傻子之眼见证了藏族土司制度的瓦解，而藏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红色政权的到来直接相关。红色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它是中国20世纪现代文明的象征。小说中的历史性事件如鸦片种植、市场交易、红色汉人都是外来的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们的出现是土司制度瓦解的开始和象征。而在外来先进文明的入侵之后瓦解的土司制度与中国古代文明晚清之际遭遇的西方现代性场景何其相似。按照阿来的说法，《尘埃落定》写的“总体来讲是一部关于权力和时间的寓意。”其寓意是将等级森严的土司制度及其权力消解成一场必然落下的尘埃。这多么像卡尔•马克思对现代性到来场景的评价，即“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而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自我认同的危机。“随着现代性的启动和全球化的推进，一切原来的关系都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在高度现代性的全球化当代阶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图景完全不同于以往时代，它的风险性、不确定性、急剧变动性、多样性使我们无所适从，迷失了自己。‘哪里来，哪里去，我是谁’等一些古老的问题显得如此具有现实意义——人出现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圈而“全球性现代问题，或日高度现代性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圈自我认同的表征是失去了方向定位，产生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去?”等。而傻子形象因其对文本主题使命的完美完成而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成为形神兼备的文学史经典形象。
自8O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坛就开始生长无聊者形象。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李鸣整天躺在被窝里，徐星《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整日东张西望，无所事事，而朱文小说如《我爱美元》、《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更是无聊人游走的乐园。刘益善的《他有什么病?)闾中的三子高考落榜后，患上了无兴趣病，无兴趣病患者浑身乏力，整天昏昏欲睡，对工作和学习等任何事情都无兴趣或感到厌倦，它像艾滋病一样，迄今尚无有效的方法和药物阻止其流行和发展。
许海维的《中国病人》讲述了钟有成混乱无聊的生活。他与朋友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无所事事。他的名字是“终于有成”的谐音。他写诗、写小说、写歌，外表玩世不恭，内心渴望成功，他写的一首叫做《中国病人》的歌完美地概括了以他为代表的病人形象：
“我不想上班／上班我觉得很累／不上班我也照样憔悴／我不想结婚／结婚我认为太荒废／不结婚也一样没滋没味∥我病了／我需要一点点安慰∥我不想活着／活着我感到很疲惫／不活着我觉得也不对∥我不想死去／死去我认为很赔／不死去也一样白受疲累∥我病了／我需要一点点麻醉∥病了病了病了／没钱活着很亏／有钱是一种罪／我的心是美国的／我的大脑是日本的／我的人是中国的／我四肢不全我面目全非∥哦／我四肢不全我面目全非”
小说中所传达出来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感也是一种现代性产物。吉登斯说：“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与现代性社会折磨现代人的无聊感和意义丧失感截然不同的是前现代社会里在神圣性文化崇拜下的心灵充盈感。无论是儒家学说统治的古代中国社会，还是信奉红色革命的时期，都是无聊感之足迹难以追寻的历史时期。
洛艺嘉的《中国病人》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病人形象。富理想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他富于理想，认真执着，富有正义感和良知，敢于面对现实中的黑暗和缺陷。然而这样理想的好人却被视为可笑可怕的病人。小说揭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雷锋式的好人富理想在现代社会里竟然被认为是一个病人：
“他那样的人就是有病。现在这个社会跟以前不同了，大家都没原则地帮别人，真个社会就乱套了。雷锋受了今天的教育，还会是以前那样子吗?也会不讲效益?”
小说的结尾可谓点睛之笔。乔红楚陪同剐从安定医院解放出来的富理想买的报纸上赫然写着美国著名精神科医生詹姆士霍克博士经过数年的研究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病，他为这种病命名为“自我保护意识丧失症”。按照这项成果核查富理想，他也是精神病人。他痴迷偏执，不爱金钱，维护正义，富有理想，坚持信念等。好人等于精神病人——这是多么可怕的结论。
《中国病人》中的病人形象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社会认同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发生。所谓信仰危机，是“人类文化生活理想与经济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同危机和信仰危机在很大意义上来源于经济理性的挤压。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的主导理性和基本原则，而市场经济又是现代性的重要内涵。追根溯源，信仰危机最终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现代性——市场经济——经济理性——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社会病态——病人涌现
按照这个逻辑推导，现代性是“病人”产生的罪魁祸首。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公式。首先，市场经济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元素。因为“现代性至少包含四种基本元素或基本方面，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以现代进步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历史目的论和文化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后果之一就是经济理性。所谓经济理性，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技术实用理性，其核心是：以最小化的经济成本或代价赢得最大化的经济收益或经济效率。”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产物和标志，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很明显。“作为人类理性之一部分的经济理性已然被泛化为人类理性本身，成为现代社会用以忖度一切的终极圭臬：随之，经济理性的观念也不断渗透和侵入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层面，成为左右现代人判断、选择和决定一切事情的基本依据甚或惟一依据：最终，人类文化价值生活的可能性空间被大大压缩和挤占，现实或物化了的实在被理想化，而理想和精神(心灵)则被现实化和物利化。”结果，“经济理性的泛化和市场经济的宰制性影响，导致了现代人道德理性的严重弱化，并最终导致现代人道义感的衰退。”这正是信仰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中国病人》的故事背景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小说围绕生产销售明朝流传下来的抗抑郁症药物而展开故事。该药有副作用，服用之后导致性亢奋。但林宽却不顾病人死活，只以金钱和实利作为人生目标。余小卉是一个可怕的利益抓取者，为了利益她不惜坑蒙拐骗，丑态百出。《中国病人》所揭示的正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理性对共同信仰的挤压导致的道义危机和社会病态。最显明的例子是富理想这个富有理想和道义的理想人物却被公认为“病人”。可见经济理性对社会道义和价值信念挤压的深刻。富理想之所以被认为病人，是因为他的言行不合乎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市场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它只相信当下的现实结果和实际利益。这种经济生活规则原本就与超现实的文化理想或价值信仰有着天然的内在紧张。如果失去必要的文化和道德约束，任由经济理性无限扩张，甚至将人类生活世界的一切都市场化、经济理性化。那么，人类的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就会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言而喻的命运。”这也是《中国病人》揭示和深思的问题所在。
